“大力發展農村普惠金融”、“支持組建主要服務‘三農’的金融租賃公司”、“發展農戶小額信用貸款”、“進一步降低農村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近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的發布，讓“農村金融改革”成為近期的熱詞。

　　為什么國務院特別強調把近期的政策重點集中在農村金融這個領域？

　　“今年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開始加速，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和推動，金融服務又是與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為‘四化’服務的，是‘四化’的重要組成部分。”5月5日，在中歐“農村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座談會上，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杜曉山在發言中表示。在這場座談會上，農村金融對于新型城鎮化的影響，以及農村金融體系怎樣支持“三農”發展，怎么樣來應對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挑戰成為討論的重點。

　　農村金融環境面對的挑戰

　　盡管近十年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將“三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農村金融也一直是中央推進金融改革的重點環節。但是在實踐中，農村金融“缺血”的現象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緩解，制約著農村的發展。

　　“我國農村金融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就，尤其從2003年以來變化是比較大的，但農村金融到目前為止在整個金融體系里面仍然是最薄弱的環節，這個現狀并沒有改變。”杜曉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他看來，農村金融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薄弱”主要表現在幾個不平衡：供求之間的不平衡，農村金融的覆蓋面、供給規模以及深度都有很大差距，農村金融適度競爭的局面還沒有形成；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機構的不平衡；商業性、政策性和合作性金融機構之間的不平衡。

　　“政策性金融少，而且覆蓋不完整，合作性金融還被要求改制成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恐將消失。”杜曉山表示，從地域來看，東部農村地區的發達程度雖然不如城市，但已經靠近城市水平了，而中西部農村還差得太遠，中西部本身城市的發展跟東部就有一定差距，農村的差距就更大了。

　　這種不平衡在農村金融中突出的表現就是資金供給不足。

　　4月20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與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聯合發布的《中國農村金融發展報告2014》顯示，中國農村家庭對金融需求旺盛，有借貸需求的家庭比例達到了19.6%，但是其中僅有27%的家庭能從正規渠道獲得信貸，未能獲得銀行貸款的農村家庭中，有62.7%的農村家庭雖然需要資金卻沒有到銀行申請，9.8%的家庭向銀行提出申請貸款但是被拒絕。

　　“在農村，我們正規金融工具是不足的，農村領域的小額貸款需求，在不少的地方因為當地的金融機構，特別是農村信用社或者叫農村商業銀行，在信用評級的基礎上授信，搞小額信用貸款，但是這個只能滿足基本的信貸服務需求，解決不了貧困農戶的需求。”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何廣文在本次座談會上表示，同時農村的合作社或者專業大戶，以及我們所謂的新型經營主體，因為農業的輕資產特征決定了沒有抵押擔保，難以滿足現代商業銀行在放貸過程中符合法律要求的規范意義上的抵押，從而也很難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

　　其原因在于，我國現行的農村產權制度和現行法律，使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農村房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抵押融資實踐中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障礙。其中《擔保法》第37條和《物權法》第184條規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農村房屋等作為農民生產生活必需保障，其所有權和使用權不能抵押”，直接影響了農村產權的融資功能。同時，農村房屋產權法律規定只能在村內交易流轉，集體建設用地只能在本鄉（鎮）范圍流轉，這些法律法規都將制約農民的“死資產”變成“活資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近日也表示，當前農村金融的突出問題是資金供給不足，這種不足表現在“量”和“質”兩個方面。

　　“從‘質’看，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銀行抵押擔保要求高、手續繁雜、貸款周期不符合農業生產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農村民間借貸盛行。尤其在鎮以下的農村地區，高息的民間借貸往往成為農民獲得資金的主渠道。不僅加大了本來就弱質ok 的‘三農’成本，還可能使民間金融風險向正規金融體系傳染，破壞金融秩序，影響社會穩定。”張承惠說。

　　新型城鎮化離不開農村金融發展

　　事實上，監管部門一直在積極引導金融機構適應農村金融需求的變化。據人民銀行統計，2013年年末，本外幣涉農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8.4%，比同期各項貸款增速高4.5個百分點；全年新增涉農貸款3.39萬億元，同比多增3806億元。

　　從《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中看，政策涉及范圍也很廣，從農村金融體制到普惠金融，從涉農資金投放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從金融支持到培育農村資本市場等都有涉及，這意味著農村金融改革有了整體的架構和布局。

　　有業內人士認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地區間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但總體而言，已經具備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邁進的條件，農村金融需求開始呈現出體量“質變”、整體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其中既有農民擴大生產的顯性金融需求，又有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創新、土地流轉帶來的隱性金融需求。

　　“城鎮化給中國農村的發展帶來了很多的機遇，也為農村金融發展帶來非常大的機遇。農村金融體系要充分實現機構的多元化發展，首先要鼓勵民間大量的草根型的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曙光在座談會上表示。

　　何廣文也認為，針對農村領域內金融服務支持力度不大、農村金融多元化不足，合作金融組織更需要發展。

　　“要建立多元化的農村金融體系,必須放寬農村金融的準入條件，降低準入門檻；要規范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以服務農村為主的地區性中小銀行；要積極支持涉農金融機構跨區域兼并重組。”何廣文認為，在重視正規金融機構作用的同時，也要重視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要規范和引導民間借貸的健康發展，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

　　對《意見》中首次提出“發展農村普惠金融”，王曙光認為，普惠金融就是包容性的金融體系，就是首先應該歸那些得不到金融服務的，尤其是得不到基本金融服務的人群服務。

　　杜曉山也認為，“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就是農村金融應該成為一個滿足多元化、多層次需求的功能齊備、分工合理、產權明晰、管理科學、監管有效、競爭適度、優勢互補、普惠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完整金融體系。

　　而從新型城鎮化角度看，杜曉山認為，農村金融的發展實際上要解決農村金融機構市場管理制度和資源配置的完整和均衡問題，重點要解決農村地區，尤其是鄉鎮以下地區、中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的“三農”金融服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