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踐看，簡政放權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具有深刻性、復雜性，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向縱深推進簡政放權改革。

　　簡政放權是本屆政府的最大亮點，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激發市場活力上取得顯著成效，并成為穩增長的重要因素。兩年多來，國務院提前兩年完成了削減1/3行政審批事項的預定目標。尤其是今年以來，政府相繼推出“三證合一”改革試點、全國四個自貿區共用一張負面清單等等，這些改革有效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進一步改善了營商環境，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引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未來3-5年，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有利于激發經濟活力，有利于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有利于帶動其他各項改革。

　　簡政放權“牽一發而動全身”，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和重點。第一，簡政放權需要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幅減少前置性審批事項，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釋放市場活力；第二，簡政放權涉及市場監管機構的調整。要調整市場監管權力結構，需建立決策和執行嚴格分開的執法監督機構。這些年來，市場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相分離的體制機制，一些部門既管審批又管監管，使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要在簡政放權改革中確立放管結合改革的新思路，重要任務是實現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的分離。有效的監管主要是事后監管，而不是前置性的審批，要建立法治化的市場監管，大大強化市場監管的有效性；第三，簡政放權涉及社會組織改革，政府要加快向社會組織放權，依法賦予社會組織在行業監管、企業自律中的法律地位，形成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社會監管的合力；第四，簡政放權涉及中央地方關系的調整，中央向地方放權后，地方政府要能有效承接，地方需要在改革上有擔當、有作為、有突破，能夠把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發揮出來。

　　簡政放權改革不僅涉及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市場監管體制改革、社會組織改革，以及中央地方關系的調整，而且涉及到政府職能的根本性轉變，牽扯到行政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和重點。未來5年，如果政府能把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推進，就能在行政體制改革上取得重要突破。

　　推進簡政放權，關鍵在于改革行政權力結構。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推進，必然觸及到深層次的行政權力結構改革。

　　第一，不深化行政權力結構改革，簡政放權很難到位。從現實情況看，由于部門利益的存在，容易產生“明放暗不放”、“下放權力含金量低”、“合并同類項”、“中梗阻”等問題，一些權力下放沒有落到市場和社會的受益者身上。

　　第二，不深化行政權力結構改革，即使下放審批權，地方也難以承接好、落實好。例如，目前投資領域中央層面核準的項目數量減少約76%，但如果用地、環保、城鄉規劃等管理權限不能同步下放，仍會影響企業的辦事效率，影響投資審批制度改革的效果。

　　第三，政府改革向縱深推進，需要向現有的行政權力結構“動刀子”。深化簡政放權，需要推進行政機構職能和人事制度的縱深改革，要敢于向政府自身利益、向部門利益、向行政壟斷利益“動刀子”。

　　未來5年，如何在大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的基礎上，推進行政權力結構改革，成為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點。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深化行政權力改革，應當充分估計經濟社會轉型對行政權力結構改革的迫切要求。總的判斷是：經濟轉型到了關節點，深化行政權力結構改革重在全面正確履行政府的經濟職能，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市場治理新格局；社會轉型處于臨界點，深化行政權力結構改革重在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形成有效協調利益關系的社會治理新格局；治理轉型到了關鍵點，深化行政權力結構改革重在建立權力運行的制約與監督體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