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從2008年汶川地震開始，民眾便已開始對災難自救類紀錄片或教學片這類影像作品，有旺盛的需求，但這一需求至今仍未得到滿足。尤其是紀錄片和電視專題片，在履行知識傳播的公共職能問題上，仍處于失語狀態。對這一狀況的改變，有賴我國影視業的決策者和從業者公共服務水準的提升。

　　現狀

　　國外災難自救類紀錄片或教學片豐富

　　每次重大的災難性事故，都會引發人們對此類事故中的自救行為的討論和關注。然而直到今天，絕大多數民眾對地震、火災、爆炸等事件中自救知識僅有十分模糊的認知。而且，目前對自救知識的普及，大多由行業報刊與科普類自媒體完成，這類媒介的受眾面較窄，不能產生覆蓋全民的影響力。這實際上凸顯了在我國影響力和覆蓋面更大的影視作品，尤其是紀錄片和電視專題片，在履行知識傳播的公共職能問題上，仍處于失語狀態。

　　在影視產業成熟、發達的國家，災難自救類紀錄片或教學片是十分重要的創作門類。BBC、NHK等公共電視機構自不待言，就連商業電視機構如美國的探索頻道等，也會制播一定數量的“自救片”，以生動直觀的畫面和語言，教會觀眾基本的求生技能。

　　其中一些作品的影響力已脫離原有的播出平臺和國界范圍，令更多的觀眾獲益，如美國Spike公司制作并在美國多個電視頻道反復播出的十集專題片《災難中求生》（Surviving Disaster）自2009年問世后，即被多個國家引進播出，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自救“活教材”。在火山、地震活動十分頻繁的日本，關于自救的紀錄片和專題片更是品類繁多、事無巨細，NHK便曾制作了多個關于地震自救的系列片，教授民眾如何在官方救援尚未到位或難以到位的情況下，通過社區互助救援、居民檢傷分類等方式，有效開展自救活動，贏得更多的求生機會。

　　歐美、日本等國的災難自救類電視片有三個共同特征。一是對災難事件的分類，科學而明晰，涵蓋地震、火災、劫機、海嘯、毒氣、惡人入侵、颶風乃至核彈等各種場景，力求面面俱到又類別分明，便于人們如查閱字典般按圖索驥。二是十分強調自救知識的可操作性，結合實景模擬、主持人講述和專家訪談等多種方式，直接給觀眾以“動作指引”，實用性極強。三是極具權威性，大多廣泛求助于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確保知識本身的確鑿無疑，令觀眾產生信任，如前文提到的《災難中求生》的主持人凱德·科特里（Cade Courtley）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求生專家。

　　益處

　　這類影像可培養觀眾對災害的敏感

　　當然，這些電視片的作用并不僅僅在于讓人們學會如何在災難中逃生。由于電視是包圍現代社會的最有影響力的媒介環境，因而對觀眾來說，能夠經常在電視上看到這類紀錄片或專題片，將有利于其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對各類災情和事故的敏感，從而在很多情況之下做到防患于未然，這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為制造的突發災難的發生，如火災等。

　　反觀我國，迄今為止，尚無一部具有基本知名度和影響力的災難自救類紀錄片，遑論在現有電視頻道資源中以一定頻率進行反復的播出，以提升觀眾對這一問題的敏感。

　　去年央視曾編譯播出了《災難中求生》的部分內容，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宣傳和推介，導致作品反響平平。另外，在真實的災難性事件發生后，也未見電視臺“趁熱打鐵”，借民眾對災難的集中關注，進行針對性的教學宣傳，錯失有效傳播的良機。

　　于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狀況：突發災難性事件進展的過程中，機構、專家、民間團體紛紛給出關于自救方法的不同版本，眾說紛紜，令人難以明辨；而隨著事件的結束和冷卻，自救的話題又迅速被拋諸腦后，不再被人提起。

　　其實除紀錄片和專題片外，優秀的虛構影視作品也可對科學的自救行為有所助益。在災難片類型成熟的好萊塢，包括《泰坦尼克號》《2012》《后天》等影響力巨大的作品雖是虛構創作，卻十分注重對自救行為的正確呈現，同時努力傳達人與人之間的互救、互助的人道精神。相比紀錄片，流行影視作品的社會影響力更顯著，因而創作者更要重視和珍視自己的力量，令其更加有益。

　　總體而言，災難自救類紀錄片、專題片包括影視作品的生產及傳播的乏力，是當下我國民眾普遍缺乏全面而準確的自救知識的一個原因。

　　事實上，從2008年汶川地震開始，民眾便已開始對這類影像作品有旺盛的需求，但這一需求至今仍未得到滿足。對這一狀況的改變，有賴我國影視業的決策者和從業者公共服務水準的提升。而直接參與了大量紀錄片制作與播出的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更應在這一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