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光明新區城管局局長的崗位近半年后，12月27日，徐遠安以自殺的一躍，留給公眾以無解的疑惑：7天前的深圳滑坡事故中，出事的渣土受納場正是由該局審批通過。而在同日凌晨，山東平邑石膏礦坍塌事故中的礦企董事長馬叢波也選擇了死亡。在井下配合救援時，馬叢波乘人不備跳入一號井下的佯井溺亡。

關聯一旦發生，心理暗示就再無可避。果然，盡管事發地官方通報寥寥數語，公眾還是迅速做出了猜測。畏罪自殺或因恥感謝罪的聯想，使得正在進行中的事故調查更顯得撲朔。

自殺是一種太過酷烈的了斷方式，死者歸于平靜，卻留給生者無盡想象。同一天里兩起安全事故的疑似責任方選擇自殺，則放大了猜忌效應。

這種猜測擁有很大的市場，但和所有的捕風捉影一樣，一個疑似涉事者的死亡，很難打斷整體的調查進展。并且最重要的是，這些揣測越過調查結論直接為死者定罪，在我們的文化里，似乎對死者并不公正。

偏見的出現是因為信息不暢。我更愿意將兩人的死揣測為中性的“畏懼”。畏懼被調查的后果，畏懼司法和輿論的雙重審判，因而選擇提前結束生命，以保存最后的尊嚴。與其他試圖隱藏真相甚至逃竄的涉事者相比，這樣的自殺行為，值得同情。

但遺憾的是，在受害者尸骨未寒之時自殺，真的能以死保節嗎？恐怕不行，甚至更可悲，這最后妄圖保存的尊嚴，也因為陰謀論的盛行而凋落了。

確實有人為自殺“叫好”。他們以為這是種“恥感文化”，我們對日本韓國謝罪自殺的案例并不陌生。但在事故處理工作都沒結束的時候就貿然自殺，并不值得過度宣揚。

作為高級工程師，徐遠安的結局讓人惋惜。2006年，還在街道辦任職的徐曾對深圳查處違建的“死堵”方法提出異議，他說，“群眾很難理解，對政府的怨氣日益積累”。

由此可以看出，徐至少曾是個有一定擔當的官員。但在城管局局長的位置上，他為何會審批這個最終出事的渣土受納場，又為何忽視了日常的監管，使得小概率不斷累積匯聚成最終的慘案？

死亡是對自己的交代，但在此之前，他們作為當事人員，更有向公眾交代的義務。比如徐遠安，即使沒有直接責任，他也應該配合接受調查，向公眾和盤托出事故真實原因，以警示后人。馬叢波同樣如此，他背負著說出真相和合理善后的義務。對其他死難者的交代尚未完成，就匆匆以逃避的方式為自己結案，不免會虧欠死者和公眾一分道義責任。

因為我們固然應尊重死者，但更應尊重真相。真相未出，任何自殺都不應被抹黑，也不應被肯定。更合理的態度，是將這兩起年底的自殺事件，視為兩宗悲劇事件的延續。是的，是悲劇，而不是鬧劇。

□胡涵（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