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組抽象而普通的數據：２１１２５；２．０７；４６００。

但其中蘊含振奮人心的訊息：第一個數據，是浙江農民２０１５年的人均純收入，在全國省、自治區中首個“破兩萬”，并蟬聯“３１連冠”；第二個數據，是這個省當年城、鄉居民收入的比值，為全國各省、自治區最低；第三個數據，是這個省設置的相當于全國標準兩倍的“貧困線”，并且２０１５年無人在這條線上“掉隊”，率先高標準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

一高、一低、一率先，如何解讀這些光鮮、靚麗的數據？數據背后，浙江農民生活又是怎樣一番真實的生活光景？

發展“草根經濟”　成就３１年“創富狀元”

在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樓內，“老統計”殷柏堯處長與記者挑燈夜戰一起“算細賬”之后“道破天機”：浙江農民工資性收入達１３０８７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６１．９５％，同比高出全國平均數逾２０個百分點。

“農民收入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浙江的非農化水平高，大量的農民在職業身份上得到了轉換。”殷柏堯說。最新統計顯示，浙江全省就業人口的非農化率為８５．３％。

“全省有２０８萬家企業，９９％是中小民營企業，出省（含國內外）經商６００萬人……”浙商研究會一位副會長算了一筆大賬：近６０００萬浙江人里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勞動力，大約４個國民中有一個是“小老板”、股東或其他形式的市場主體。

記者在溫州瑞安市塘下鎮采訪到一位風風火火的女老板，她的話很實在：“別看我是個老板，凌晨兩點還在碼頭接貨，天天眼圈是黑的；別看我是個農民，可我的廠子養活了７００多人。”

走馬浙江，隨處可見這樣自強不息、底氣十足的“小老板”，雖然他們的戶口本第一頁上還依然寫著“農業戶口”。

“浙江農民富起來的主要途徑就是讓千百萬民眾成為市場主體。”浙江省政府參事顧益康說，中小企業多是鄉里鄉親的股份合作制“草根經濟”，一個中小企業辦成功，一批人都富起來。

諸暨市大唐鎮戶籍人口才３萬，卻有１萬多家企業，幾乎家家戶戶都辦企業，只要有５０平方米的房子，就會拿出２０平方米搞襪機。該市一位副市長形象地說：“諸暨就是一個大工廠，車間就在千家萬戶老百姓家里。”他說，諸暨農民只要沒有大病大災，一般情況下，一家人一年賺十幾萬元沒問題。

臨近春節，新昌縣羽林街道白段村村民俞丹丹正忙著采購年貨。２０１５年，俞丹丹的工資收入５．５萬，是她２００８年剛工作時的兩倍多。７年來，俞丹丹在本縣的一家制藥廠從一線工人做起，收入逐年增加。

最新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浙江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保持高位的基礎上，年均增長１４．５％。農民收入從“破萬”到“破兩萬”，浙江僅用了６年時間。

城鄉差距穩步縮小　“待遇”均等漸成現實

農村工業化、農民非農化步伐的加速讓浙江農民率先成了“首富”，同時，浙江農民在創富過程中“追趕”市民的腳步也沒有停止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穩步縮小。在剛剛過去的“十二五”期間，浙江農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８．４％，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０．９個百分點。

３年前，嘉興市嘉善縣姚莊鎮橫港村村民蔣蘭仙將宅基地置換成鎮上１２０平方米和６７平方米的兩套完整產權公寓及兩個車庫，房產價值一下子漲了７０多萬元。

蔣蘭仙將小套房子和車庫租出去，每個月能從中收到１０００多元租金。蔣蘭仙的丈夫在工廠上班，而她自己則經營著一片果園，并兼職做理發生意。“粗略算，以前家庭年收入七八萬，現在近１５萬元。”蔣蘭仙滿意地說。

嘉興市２０１５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２６８３８元，為浙江十一個地級市中最高。嘉興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僅為１．７０：１，又為全省最低。嘉興市農辦干部俞小琳認為，嘉興“均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在二次分配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務方面城鄉居民基本實現了均等化，“城鄉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一系列制度，嘉興都率先實現了無縫對接，連最低生活保障都實行了城鄉統一標準，月均５８８元。”

黨的十六大以來，浙江省各地不斷增加公共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城鄉居民的“同等待遇”漸成現實。在全國戶籍制度改革試點縣德清，附著在戶口本上的３２項居民實際待遇差異被逐一消除，當地三合鄉一名在車禍中不幸遇難的農民，因此得到同城鎮居民一樣的賠償金（約為原標準的兩倍）。

導致產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另一大因素是財產性收入差距。在浙江，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大幕已逐漸拉開，改革的槌子開始敲響長期“沉睡”、模糊化的農村集體資產。

２０１５年底，浙江在全國率先全面完成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全省近３萬個村的３５００多萬農民當上社員股東，完成１１５９．６億元的經營性資產量化，“確權到人”讓農民增加了財產性收入，“權跟人走”讓有條件的農民放心進城。

不讓貧困群眾掉隊　政府為特定貧困群體“兜底”

２０１５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消除農村家庭人均年收入４６００元以下貧困現象的重大決策，提出不把絕對貧困現象帶入“十三五”。通過政策兜底，全省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提高到每人每月１２０元，所有縣的農村低保標準提高到４６００元以上，新增低保人員１２萬人，實現保基本、保民生。

今年７２歲的陳朝貴是浙西松陽縣古市鎮寺口村農戶，無兒無女，僅僅靠種點糧食為生，生活極為拮據。記者在陳朝貴的登記卡上看到，他的個人事項被登記為基本情況、致貧原因、脫貧經歷、面臨問題、下步打算等幾類。村里為他申請了低保補助，他的生活有所改觀。這兩年村里茶葉市場快速發展，陳朝貴被聘為保潔員，每月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實現了脫貧。

“類似這樣的扶貧‘大數據’在浙江全省都已經建立，并且實現了電子化。”浙江省農辦（扶貧辦）副主任邵峰說。

經過精準施策、落實“一戶一策一干部”幫扶機制，年底統計表明，全省２１萬戶家庭人均收入在４６００元以下的低收入農戶，當年人均收入全面超過４６００元——這一標準是全國絕對貧困線的兩倍。

縉云縣將燒餅產業作為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舉措之一，政府為農民搭建“創客”平臺，此舉不僅全面消除了“４６００元以下農戶”貧困現象，還在全縣掀起一股“兩創”的熱潮。

曾經因丈夫生病而致貧的５３歲農婦李美英，２０１４年參加了政府組織的燒餅師傅培訓，之后到杭州下沙開了一家縉云燒餅示范店，兩年不到時間，她不僅還清了５萬元負債，還有了積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讓她驚喜的是，今年還拿到了政府給予的１萬元“示范店”補貼。

過去的十多年間，浙江省委省政府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每５年出臺一個推進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扶持政策、上馬一個針對特定貧困群體的扶貧工程。“十二五”時期，浙江省財政每年向本省２６個欠發達縣轉移支付年均保持在３００億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年均增長２５％以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