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親”、“清”二字在政商兩側都蔚為風尚，那一定是政商關系之大幸，乃至整個中華民族之大幸。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組成部分，“政”與“商”之間原本就不該有利益沖突或利益輸送，原本就應當是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地為國家富強、民生福祉而共同奮斗的。

王忠明

但是，在全社會范圍內，由于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等改革遠未到位，使得為商側攫取財富的沖動鼓噪不止，圖謀“不清”之“親”，亦使為政側頂風貪腐的沖動屢禁不止，陷于“親”之“不清”，從而導致政商關系滑出正常軌道，或扭曲，或畸形，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損壞。

無論是先前的“勾肩搭背”，還是眼下更多地轉為“背對著背”，所謂“不接電話、不批文件、不審項目”的“僵尸行政”，本質上都反映了政商關系的不正常、不健康，進而反映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正確處理好。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3月4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親”、“清”二字，令人豁然開朗。

講話先用了較大篇幅，排他性地開出了有關政商關系的“負面清單”，即三個“不能”（要求領導干部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交往“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紅頂商人’之間的那種關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國家大財團和政界之間的那種關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種關系”），然后正面提出“親”、“清”二字，對新型政商關系做出了富有新意的獨到界定。習總書記說，“我常在想，新型政商關系應該是什么樣的？概括起來說，我看就是‘親’、‘清’兩個字。”這“常在想”，說明“親”、“清”二字不同尋常，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很有思想含量和首創性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親”與“清”也有一些零星表述，比如《說苑》云,“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堯帝對天下人都心存親愛，尤其對窮苦黎民更加關懷，心痛百姓遭受罪罰，擔憂眾人不能順心如意）；比如《劉廙政論》云,“夫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治理政事，沒有比使官吏清廉更好的了）。但是，將“親”與“清”放在一起來全面辯證地進行思考的則絕無僅有，而且那些只言片語都不是專門針對政商關系的。因此，“講話”用“親”、“清”二字來定義新型政商關系，其眼光與境界都不啻是一種時代的超越。

“講話”從政商兩方面具體闡明了“親”、“清”二字內涵，其核心意思就是政商之間彼此都要做到“親”上加“清”，“親”而不“清”不行，“清”而不“親”也不行，兩者互為前提、互為支撐、互為規范，也就是說要允親允清、畢親畢清。

一方面，“對領導干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的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真心實意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

另一方面，“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道搞經營”。

可以說，“親”、“清”二字的提出，既樸實無華，又撥云去霧，非常貼切地為增進政商互信、改善和凈化（優化）現實政商關系直至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路、尺度及可行性。這必然有利于推動黨的建設、公職人員隊伍建設，也有利于促進民營企業家隊伍建設，可望喚來風清氣正、春色滿園。

由于“親”、“清”二字以及政商關系方面的論述，是在第三部分“推動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這個主旨下展開的，所以，不難看出，其側重點還是寄望于廣大民營企業家的健康成長。從“講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那種促膝談心般的親近與溫暖。習總書記說，“許多民營企業家都是創業成功人士，是社會公眾人物。用一句土話講，大家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你們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對社會有很強的示范效應，要十分珍視和維護好自身社會形象”；同時，又語重心長地提出告誡，“靠旁門左道、歪門邪道搞企業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做這種事心里也不踏實”，警示必須恪守兩個“堅決不做”，即“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制假販假等違法的事情堅決不做，偷工減料、缺斤短兩、質次價高的虧心事堅決不做”。“講話”還提到，“要注重對年輕一代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教育培養”、“要深入開展以守法誠信、堅定信心為重點的理想信念教育實踐活動”、“要把守法誠信作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經營、依法治企、依法維權”……言語之懇切、思考之縝密、褒貶之鮮明，在相當程度上為廣大民營企業家勾勒出了行為規范，也深刻體現了對他們的真誠愛護和殷切期望。而廣大民營企業家也確實應努力鉚成一股勁，認真貫徹好“講話”精神，在“十三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生活中與有良知的政府官員們一道力爭將“親”、“清”二字常態化。

可以說，一部當代中國公司史甚至整部改革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商關系史，就是找尋和探索政府與企業（市場）之間正確權力邊界的歷史。因此，一旦“親”、“清”二字在政商兩側都蔚為風尚，那一定是政商關系之大幸，乃至整個中華民族之大幸，因為它在創建和諧社會方面顯然具有風向標意義、定盤星意義、壓艙石意義。

（作者系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