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從近幾年地方財政收入的結構上，似乎可以發現答案。一般情況下，營業稅對于各級地方財政收入的貢獻均在30%以上，絕對是地方財政的主力稅種。早在2013年，“營改增”就開始在全國推行，但似乎一直沒有正面回答這樣一個關鍵問題：營業稅取消后，地方財政收入怎么辦？三年多來，各路專家學者的研究不可謂不豐富，但在相關改革設計上，始終沒有給出過明確答案。可以說自“營改增”試行以來，地方財政就始終處于緊張與不確定的狀態。由于支出是剛性難減的，因此地方政府自然會加大對其他稅收、非稅等的征收力度，并發起對營業稅的“運動式”清繳。上述在財政收入上出現的種種異象，就是“營改增”之后地方財政收入體系風雨飄搖心態下的“主動”應對所致。

因此，在推行“營改增”的同時，應當同步構建新的地方收入體系。或者說，應當將“營改增”與中央地方財政體制這一更加核心的改革放在一起通盤考慮，合力推動。現在的情況是，作為國家治理基礎與重要支柱的財政，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預算體制改革方面收效明顯，稅收體制改革方面卻進展遲緩，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在這方面基本沒有大的動作，整體改革不同步、不配套，而且越重要的改革進展越慢。這就是“營改增”孤軍深入后，馬上面臨險境的主要原因所在。

中央轉移支付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給付有兩種形式，一是稅收返還與分享，二是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長期以來，第一種形式在我國中央對地方的給付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這次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后，為了保證地方既有財力，出臺的過渡方案就是將增值稅的分享比例從75∶25調整為50∶50。必須直截了當地指出，這一過渡方案是存在內生性缺陷的。因為這與國家更大的目標——構建全國統一市場、促進地方政府職能轉型、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等相悖。主要原因在于，增值稅屬于流轉稅，其背后是企業對于生產經營地點的自由選擇，是資本的自由流動，稅基的流動性較大，本質上并不適宜共享。地方政府分享該稅的比例越高，就越會把地方政府牢牢地綁在各種產值大的制造業、招商引資和發展經濟上。

結合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今后要重點發展的是服務業而不是制造業，地方政府的職能應主要轉向市場監管、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等方面，而不是一味發展經濟。要達到這一目標，機制設計上就應當逐步降低而不是提高地方參與增值稅分享的比例。

總之，改革不僅要有決心有行動，還要有空間上的配合和時間上的協同。“營改增”不只是稅制改革，更是地方財政收入體系的重構，高度受制于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改革進程。進一步看，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也絕非僅是各自分多少錢的問題，更是事權、支出責任在雙方之間的合理配置這一我國行政體制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