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陸克文:以“中庸”之道共建亞太共同體

早在2008年,我曾設想2020年是建立“亞太共同體”較為現實可行的時間,包括擁有成員國、相應授權以及機構實力。然而這些年,亞洲所面臨的一系列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都沒有發生太大的根本性變化。隨著區域局勢的變動,這些問題已變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

如今,一系列懸而未決的領土爭端導致大國與大國之間、地區國家與地區國家之間的戰略摩擦不斷上升,而這一現象也致使亞太地區安全秩序面臨重大壓力。在經濟方面,長久以來借自由貿易之名所建立起來的亞洲經濟秩序也逐漸開始出現分裂的現象,如通過建立貿易區塊來排除部分國家參與等。

現今,美國大選又給亞太未來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特朗普總統將會如何面對亞洲和中國?目前還沒有人能給出明確的答案。未來亞太地區將會如何應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我們也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

面對這么多的不確定性,古代先賢們也許能給我們哲學上的指引。例如“中庸之道”,這是一個在歐洲與亞洲都熟知的哲學觀點。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之道”雖然是關于個人修養的哲學,但我認為它也是治世方略。明智的治世方略貫徹“中庸之道”的智慧,懂得不偏不倚地處理問題,謹防落入任何極端。它還告訴我們,治國的成功依賴于任用賢才;它還告訴我們,一個賢君對官對民都應尊重。

這一古老的智慧并不是亞洲所獨有的。事實上,孔子的“中庸”一說與亞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如出一轍。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第二卷中,他將“美德”定義為兩個極端的中間。因此在這一點上,孔老夫子與亞里士多德的關于“平衡”“合適”“中庸”的哲學觀點不謀而合。

那么,這個哲學理念怎么能應用在融匯了豐富哲學與宗教傳統的亞洲呢?兩極之間的取中平衡,或者說將兩個極端觀點進行協調的方法,可以說是維持區域和平、秩序以及穩定唯一可行之路。

2012年,作為澳大利亞外長,受西方思想和孔子的“中庸”理念啟發,我提出了共建“泛亞聯盟”(Pax Pacifica)建議。從那之后,我一直努力將“中庸之道”貫徹到亞洲地區安全架構的構建之中,也包括在我努力推廣的“亞太共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之中。

或許沒有一個有效的泛區域多元文化機構能完全應對亞洲面臨的核心安全問題和經濟挑戰,但它總是能為緩和緊張局勢、處理危機爭端創造一個文化間“沖突吸收機制”。

面對共同挑戰,“亞太共同體”要有一個愿景,一個完美的設計,但這個方案須包括兩個要點:一是涵蓋包括美國、日本、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大國在內的所有亞太地區國家;二是針對共同挑戰,應具備積極參與全面對話、合作并采取相應行動的能力。

有些人質疑我所倡導的“亞太共同體”有些像亞洲版“歐盟”。事實并非如此。“亞太共同體”的最初設想并非是要在區內推行一個凌駕于國家主權之上的政府機構,并以此推行泛亞身份的認同感和忠誠度。畢竟,歐亞歷史、文化、宗教以及文明背景大相徑庭。況且,在近代歐亞歷史上更有歐洲殖民主義這些并未被亞洲人民所遺忘的黑暗階段。

然而,亞洲和歐洲在地方主義上的差異不應讓我們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雖然歷史不會重演,但它卻難免相似。歐洲的歷史一直在提醒人們:永遠不要把和平視為理所當然。

1914年7月,歐洲出現了一個初期的泛歐洲安全體系。這一體系可能在國家領導人相互假設對方行動、以及做出關鍵性選擇時產生決定性差異。若沒有一個區域性的安全體系或一個成熟的安全對話機制,社會將缺少一個有效的政治“減震器”來緩解各國相互競爭的民族主義。我們應該都不會忘記,僅靠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高度依存關系并沒有阻止20世紀初的那場戰爭。

當然,“亞太共同體”不會復制歐洲的合作模式以及他們逐步演變出的共識。盡管如此,亞太地區需要逐步形成一個共同的政治與安全機制,借此防止、減少并緩解地區緊張局勢。

在亞太區域這一廣闊的區域下,我們需要有一個共同的發展愿景。圣經上說,沒有愿景,人必凋零。當我們對未來缺少一個共同愿景時,我們會將更多注意力轉移到彼此之間的差異上,那就只能導致分裂。實際上,尋求共同發展愿景就是東盟之所以成功的秘訣。

在局勢較為穩定、沒有真正安全沖突的這個階段,我傾向于建立一個全新的“泛亞太合作機制”。假以時日,這個機制將可以培養更深的相互依存關系,并協助建立全新的政治透明度、信任以及合作模式。同時,這一新機制也可以緩解中美雙方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對立趨向。當然,這個機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經歷相當的過程積累共識,建立基礎。

總之,對未來的所有不確定性,恰恰意味著我們應借鑒那些融匯了東西方文化中有關和諧以及中庸思想的古代智慧,在尋求“中庸”之道的過程中廣集眾智,締造亞太區域的共同安全、實現亞太區域的繁榮發展。(作者是澳大利亞前總理,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聯合舉辦的“世界華人經濟峰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