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十四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暨首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召開，我國古代的科技成就再一次引發關注，特別是，被譽為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的起源研究在諸多最新科技手段的佐證中，再成學術和社會熱議的焦點。“蔡倫發明造紙術”這一人盡皆知的觀點，也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備受“威脅”。

藏族澆紙法造紙

古代文獻記載難解真相

造紙術的起源在歷史上有著兩種不同的記載。一種以《后漢書》為代表，認為蔡倫發明了造紙術，發明年代為東漢元興元年（公元105年）。這種說法的支持者眾多，甚至被納入歷史課本。而唐宋時期的部分學者則持另一種觀點，他們認為西漢初期已經有紙，蔡倫是造紙術的改良者而非發明者。如唐代張懷瓘《書斷》記載：“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兩種觀點各有支持者，長期以來爭論不休。近年來考古發掘出土了西漢的紙張，如陜西西安東郊出土的灞橋紙和扶風縣出土的中顏紙、甘肅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懸泉紙等，似乎為第二種觀點提供了支持，成為西漢有紙的有力證據。

但也有學者對此有質疑，其根本原因是對“紙”的定義不同：一些學者認為出土的西漢紙多數質地粗糙、厚度不均，紙面還能看到麻筋，上面大多也沒有字，而紙張作為書寫載體，需要滿足一定的質量要求，因此這些質地粗糙，很可能不是作為記載工具的“麻片”，并不能稱為“紙”。但是支持者則認為，該紙只是制作粗糙，沒有蔡倫紙精細。正是由于定義的差異，爭論進入長期對峙狀態。

工藝調研與科學分析解答疑惑

面對這一疑問，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教授李曉岑等學者另辟蹊徑，運用傳統工藝調研和科學手段分析方法，發現了西漢紙與當下仍然存在的少數民族紙之間的傳承關系，從而提出西漢紙是中國古紙，蔡倫并非造紙術發明者，而是改進者。他們的研究成果在此次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上得到廣泛認同。

李曉岑長期對云南、新疆、西藏、貴州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工藝進行調查研究，他發現，這些地區至今仍保留著比較原始的造紙術。這種造紙術在原料處理、工序等方面有別于我國傳統上“主流”的造紙工藝，即蔡倫留下的造紙工藝——抄紙法。最明顯的區別是這種造紙方法采用固定的紙簾，紙漿被一點點澆到紙簾上，然后直接在紙簾上晾干，而不是像抄紙法那樣將紙漿和紙藥加入槽中，再用活動式紙簾一張張抄起來進行壓榨、上墻烘干。因而，少數民族地區的“澆紙法”造的紙比較厚，簾紋不明顯，纖維分布也不像抄紙法造的紙張那樣有一定的方向性。

近年來，隨著掃描電子顯微鏡、紙張纖維分析儀等科學儀器的介入，學者們對出土的西漢紙進行了科學分析，發現西漢紙較厚，原料為麻纖維，有些紙張甚至經過了簡單加工，竟然與現今少數民族地區仍保留的質地粗糙、厚度較厚的紙張有相似之處。于是李曉岑提出，少數民族地區的造紙術是非蔡倫系的澆紙法造紙術的“繼承者”，西漢出土的放馬灘紙等正是用這種方法制造出來的，因此是紙無疑。他還發現，有的西漢紙經過了加工，例如在利用偏光顯微鏡分析懸泉紙時發現了淀粉顆粒，表明該紙經過淀粉加工，這也讓我們對早期紙張加工技術有了新的認識，為造紙術在西漢已經出現提供了有力證據。

同時，根據考古發現、田野調查和文獻考證，造紙術的傳播研究也涌現出新成果：中國古代造紙術分兩波向外傳播：最早向外傳播的是澆紙法，從中原地區傳播到甘肅、新疆、云南，甚至東南亞和印巴次大陸等地區，而抄紙法是中國造紙術外傳的第二波。

未解之謎仍然存在

伴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傳統手工紙的調查和紙張科學分析手段的不斷更新，對造紙術的研究也越來越詳細，我們對于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的認識必將更加全面。然而，關于造紙術仍有許多未解之謎值得深入研究。

例如，考古出土的染色紙張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除了防蟲和美觀的需要外，紙張染色是否具有隱含的文化或者其他意義？例如在新疆尼雅東漢墓出土了許多被染成黑色的紙制明器，例如被染成深色、做成了鞋子樣的紙張，是否只是物質匱乏時期的替代品，還是有其他宗教或文化含義？歷代記載的紙張染色工藝也需要進一步研究。目前已有對云藍紙、硬黃紙等的模擬復原實驗，但這些研究并不深入，有些染色步驟還需進一步的實驗考古及模擬復原，并需要尋求快速、便攜、無損、準確的染色紙分析方法，以驗證文獻記載及模擬試驗的準確性。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有許多科學技術走在世界前列，是我們祖先智慧的結晶。此次大會中，除造紙技藝外，火藥、指南針、冶金、數學、天文、醫藥等相關問題也正在提出、分析和討論，真正呈現學術爭鳴的局面。相信在未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對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認識會越來越清晰。

（作者單位系河南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