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搜索引擎的排名在網絡營銷上做足功夫，待“魚”上鉤后又故意將收藏品的價值估高，揚言可以委托拍賣出一個好價錢，最終沒有一筆成交，卻在高昂鑒定費及代拍費上賺個盆豐缽滿……家住武漢的周先生原本期待的“上億”文玩美夢，卻被這樣的現實生生砸醒。

近年來，隨著收藏品投資市場的持續升溫，委托拍賣中的各類亂象亦是層出不窮，法院此類案件的審理量由此走高。記者獲悉，僅嘉定區法院，2013年以來受理的收藏品委托拍賣糾紛案件就出現明顯增幅，2016年全年受案數19件，是前一年的近3倍。嘉定區法院近日梳理發現，此類案件涉訴個人年齡普遍偏大，近7成涉訴個人戶籍地并不在本市，這與收藏品市場目前慣用的網絡營銷手段存在一定關系。而涉訴公司均為不具備拍賣資質的“中間商”，制約機制的缺失使得這些企業肆意游走在收藏品市場的灰色地帶。

案件聚焦

豪擲10余萬元鑒定費換來一場空

周先生是武漢人，年過半百，“倒騰”古玩一直是他的興趣所在。2014年11月，出于想把家中收藏的青花魚藻紋大盤“出手”，周先生開始四處尋找銷售渠道。

一次偶然的機會，周先生在網絡上看到上海一家藝術品展覽公司的廣告，他就與該公司的客服聯系上了。線上交談甚歡，次月，周先生就攜帶著他的青花魚藻紋大盤，從武漢趕到位于上海銅川路的該公司實際經營地。“到公司后，我就和他們的經辦人洽談了拍賣事宜，經理說我這個藏品可能價值連城，但需要鑒定確認，如果鑒定為明代洪武年間藏品，則愿意以1.1億元收購，如果不是的話也愿意委托拍賣。”周先生說，對于鑒定費，對方給出了兩個報價，“普通鑒定9萬元，加急鑒定15萬元”，最終，周先生選擇了加急鑒定，并于當日支付了5萬元，次日又支付10萬元。

4天后，該公司就給周先生發來了一個網頁地址及一串序列號，周先生依此查詢顯示為“收藏品鑒定書”，結論為清朝早期作品。該公司表示，雖不予收購，但可進行委托拍賣，并稱在2015年1月韓國首爾就有一場拍賣會。

周先生在幾日后委托他人攜帶了另外三件藏品來滬與對方簽訂了《委托拍賣合同》，并相應支付了22萬元拍賣基礎費，同時還支付了1000元購買了藏品盒。然而此后，該公司卻一直未能如約安排周先生的藏品參加拍賣會。

周先生通過調查發現，這家公司工商登記信息上載明的實際成立時間為2014年11月18日，也就是說周先生與該公司簽訂拍賣合同時，這家公司才剛剛成立，“所謂的香港鑒定機構也是虛構，他們其實并沒將藏品送境外檢測，我覺得這是涉嫌欺詐。”為此，周先生提出解除合同卻遭到了對方的拒絕，無奈之下，周先生一紙訴狀將該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解除合同，并返還4件藏品以及37萬元先期支付的費用。

市場亂象

慣用網絡營銷　本身并無拍賣資質

案件進入審理階段，庭審中，該公司以《委托檢測服務合同》　已實際履行完畢、合同中并未約定具體拍賣時間等理由辯稱不存在違約行為，甚至反過來指責周先生當時因此事在網絡上的不當發聲侵害了公司的名譽，因此才將其藏品拍賣延后至3、4月份。而對于15萬元加急鑒定費過高的質疑，該公司回應稱，費用涉及出海關、疏通關系等。

嘉定區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周先生既對該公司選擇的檢測機構及檢測報告存疑，該公司則有義務提供該機構具有檢測資質的證明，但根據現有證據無法證明該機構合法成立且具有相應資質，因此可以認定該公司未能按約履行委托檢測服務合同。且從查明事實來看，該公司對于委托檢測服務合同既已存在違約行為，在履行委托拍賣合同中，又未能依法履行受托人的告知義務，亦無積極履行合同的行為。周先生最終贏得了這場官司的勝利。

“像此類以追索前期服務費和返還原物為訴求，原告系個人，被告多為公司的案件，是近幾年涉收藏品案件的主流。”嘉定區法院南翔法庭法官錢宏興告訴記者，這些案件往往又存在著一些共性，“公司本身并無拍賣藏品的資質，卻往往打著提供拍賣、展銷服務的幌子招攬客戶，但實際在收取前期服務費后并未提供約定的服務內容，沒有將藏品委托拍賣機構進行拍賣。”

嘉定區法院根據該院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間已審結的41起收藏品委托拍賣糾紛案件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同時發現，這類案件原、被告身份相對固定，重復涉訴率高，涉訴個人年齡普遍偏大，以男性居多，從涉訴個人的地域分布來看，有27名收藏者戶籍地及住所地均不在本市，占67.5%，這與涉訴公司主要通過電話、網絡進行營銷有關。

此外，41份樣本還顯示，收藏者與商家的糾紛多因收藏品流拍而起，除此之外也有部分收藏者因發現交易存在漏洞或商家有不規范行為而要求提前解除合同。且這類訴請多為退還前期收費及返還原物，最終判決、撤訴結案多，調解結案的少。

法律漏洞

制約機制缺乏　中介游走灰色地帶

記者采訪了解到，在收藏品委托拍賣交易中，其實存在著諸多潛在風險。“一方面是藏品的安全，受托方一般會要求收藏者將其藏品轉交受托方保管，但如果受托方沒有相應的保管條件或者在藏品轉移交接過程中發生意外，很難保證藏品的安全。”法官錢宏興告訴記者，另一方面的風險則來自于費用的追索上，“受托方往往要求收藏者先支付前期費用，但如果受托方不履行約定的委托義務，敷衍了事甚至溜之大吉，收藏者再要想追回已支付的費用則面臨沉重的維權成本。”

那么，現行法律對文玩市場的“雷區”是否有相關懲戒機制？

“根據《拍賣法》，如果有關企業直接組織拍賣，拍賣人必須經主管部門核準取得相應資質，沒有取得資質擅自從事拍賣活動的，除應當被處以行政處罰外，還須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如果有關企業以代理人身份委托拍賣，根據《合同法》，當事人訂立合同、履行合同義務應當誠實信用，違反合同約定的，應當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嘉定區法院南翔法庭法官錢宏興告訴記者。但問題在于，目前《拍賣法》　適用范圍只是境內的拍賣企業，而不是所有經營性拍賣活動，適用范圍的模糊為市場混亂提供了空間，使得拍賣“中介”處在法律的真空地帶，缺乏必要約束。

而同時，法官在審理此類涉收藏品案件中，也面臨著諸多難點。“一方面是原物價值認定難，如果受托方不能返還原藏品，則收藏者要舉證證明其損失，即藏品的價值，在類似合同中，收藏者為取得好的拍賣收益往往虛報藏品價值，但實際價值并不如此，如果按照收藏者單方的報價確定損失額則有失公平，但要收藏者舉證也有相當難度。”錢宏興法官表示，另一方面，前期費用的性質認定也存在一定疑問，“這類費用通常以‘服務費’　的形式出現，但究竟提供何種服務，約定往往不明，比如有的約定為展銷費用，有的約定為藏品鑒定費用，有的約定為委托費用，不同性質涉及不同的法律關系，如果純粹是委托費用，受托方不履行義務未完成委托事項，一般應予返還，但如果是其他費用，則原告須舉證證明受托方未提供相應服務。”

專家聲音

提高行業門檻　加大打擊違法犯罪力度

收藏品投資市場亂象重重，如何才能根治這一問題？

事實上，行業內也一直在關注著這一問題。有業內人士提出，首先應當提高從業單位和從業人員的準入門檻，加強對從業人員的資質管理，按照鑒定師、銷售員等設置不同的從業條件，定期對從業情況進行審核，逐步實現收藏品行業從業人員的正規化。其次，相關職能部門和行業協會還應構建和完善收藏品委托拍賣交易的投訴和受理渠道。對于被多次投訴且認定為確實存在不規范交易行為的商家，相應調低信用評級，并通過官方渠道予以公布，對存在嚴重違規交易行為的商家，還可不定期予以公示預警。

錢宏興法官同時也談到，在立法層面，需進一步完善拍賣活動的有關實施細則，尤其是委托拍賣方面要在企業信譽度等方面設置一定門檻，以此規范受托人的行為，防止濫竽充數和損害委托人現象的發生。“同時還應當加大對合同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遏止利用收藏品拍賣活動進行經濟犯罪活動的苗頭，提高欺詐者的違法成本，震懾潛在的‘牟利’　行動。”

對于收藏群體而言，錢宏興法官建議，首先不要輕信各種“高價誘惑”，收藏品市場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行情走勢存在波動，要對市場有正確認知，對藏品的價值要有清醒的認識，其次要慎重選擇受托方，對其資質、資信要有所了解，必要時須予以驗證，切不可所托非人；另外，錢、物的交收務必留下書面憑證并作詳細注明，一旦發生糾紛，應盡快維權，不要心存僥幸，乘對方還能聯系，物品尚未流失、證據仍可留存的情況下盡速解決，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