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反復研究和充分準備，并征求有關部委和研究機構的意見，2016年，民革中央確定了“精準立法促進社會文明”這個調研題目。去年10月，調研組赴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開展調研，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是其中一員。

在湯維建看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需要公民文明程度同步提升，民革中央的調研題目，找準了立法與促進社會文明的結合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重要體現，對于依法促進社會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湯維建的看法，與地方許多黨政機關負責人不謀而合。調研所到之處，大家對該問題非常認同，而且有的地方已經開展了一些探索和實踐。在與相關省市人大常委會負責同志，立法部門、司法機構負責人及律師、學者座談時，湯維建發現，各地在立法方面雖然有不同程度的思考，但遇到的問題和困惑卻有一定共性。“比如，有的地方反映，地方立法位階較低，不具系統性，地方法規規章‘法不責眾’現象時有發生；還有的認為執法主體不規范，權責不清晰，執法力度大打折扣。”湯維建告訴記者。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德治與法治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也是立法的難點所在。湯維建認為，將不文明行為集中“入法”要從國家層面加以重視，要有頂層設計和配套措施。要明確執法主體，完善執法機制，加強執法監督。

湯維建進一步認為，立法的過程要體現公正、公平、公開原則，廣泛征求社會各層面意見，確保法律充分體現人民群眾的共同意愿，提高法規的可執行性。“通過立法可以進一步促進百姓文明行為習慣的養成，全方位營造社會文明氛圍，而且，立法的過程其實也是一次很好的宣傳機會，讓老百姓重視起來，自覺抵制不文明行為。”

當然，社會文明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外延十分廣泛的概念。在湯維建看來，并不是所有道德層面的問題都要上升到法律層面去解決。“立法的目的不是為難老百姓，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而是通過法律形式將部分道德規范變為法律規范，把不文明行為加以約束，通過良法善策為社會文明建設保駕護航。”

據了解，當前部分地方黨委、政府在法治建設上積極作為，已經形成了很多好的經驗。例如，深圳、武漢、杭州、青島等地已就文明行為立法。“不過，有的地方出臺的條例比較粗放，科學性、民主性、可操作性不足，而且目前還沒有國家層面的相關法律出臺。”湯維建說。

去年11月下旬，在綜合多方意見基礎上，民革中央積極發揮界別優勢，聯合中國人民大學等方面成立了課題組，集合行政法、民法、訴訟法等方面的專家學者，正式啟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文明促進條例（示范文本）》（以下簡稱《條例》）起草工作，目的是積極探索第三方立法，力爭為國家和地方立法部門提供有益的借鑒參考。

湯維建是起草人之一。據他介紹，目前《條例》已基本起草完畢，將于近期出臺。“希望這部《條例》能夠作為一個有力的抓手，用法律的手段更好地規范與引導公民行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社會文明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繼《志愿服務條例（示范文本）》后，民革中央聯合中國人民大學等方面第二次起草的示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