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書記把“一帶一路”定位概括為：重大戰略舉措、頂層設計、管總規劃、主動作為。它將把西部地區推到對外開放最前沿；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推到對外合作最前沿；把共商共建共享構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到全球經濟治理最前沿。其中包括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重要作用。

一、 “一帶一路”是對外開放的“綱”，綱舉目張

一是要完成產業結構從低端到中高端的轉型，“一帶一路”是必經之路。相關國家政治、制度、經濟的國別風險高，我國企業就是要在高風險的市場環境中培養狼性。相關國家差異大、收入低、條件艱苦，全球大跨國公司不愿去，恰恰是我國企業完成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游擊隊到正規軍脫胎換骨轉型的必經之路。

二是要完成從規模速度到質量效益的轉型，“一帶一路”是必修之課。如制造業代工轉型成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自主營銷渠道；從138億人口的市場擴展到44億；從11萬億美元GDP擴展到23萬億美元，不僅擴大了我國傳統產業轉型的迂回空間，而且通過與全球大跨國公司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培育壯大新興產業。

三是要完成增長動能從汗水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一帶一路”是必爭之地。我國企業是在全球資源、市場和格局已基本瓜分完畢的背景下走出去的，越成熟穩定的市場，進入的機會越少，進入的成本越高；越不成熟不穩定的市場，進入的機會越多，進入的成本越低。我們不僅需要先進適用技術、制度和標準創新，更需要與國際對接。

二、 “一帶一路”離不開全方位國內合作

當前，我國區域經濟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資源驅動型經濟。如果按研發強度衡量，寧夏、云南、內蒙古、廣西、貴州、新疆、海南、西藏都低于1%，8省區投入研發試驗總經費僅4974億人民幣。能力建設、改革高地、離岸網絡建設是參與“一帶一路”的三大發展瓶頸，需要全方位國內合作。

二是投資驅動型經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重慶、陜西研發強度處于151%~218%；湖南、遼寧、河南、河北年研發經費投入超350億或研發強度118%~15%；山西、吉林、黑龍江、甘肅，江西研發強度處于1%~117%或研發投入低于百億，是“一帶一路”生力軍。

三是向創新型經濟過渡。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廣東、浙江、山東研發強度在227%以上，年研發試驗總投入達8868億元，占當年研發總投入的6258%。把東部沿海的創新優勢、中部地區的投資優勢與西部資源優勢統籌發力，將形成“一帶一路”綜合優勢。

三、 “一帶一路”離不開全方位國際合作

習總書記說，“一帶一路”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這既是破解當前世界經濟缺需求、缺動力、缺合作發展困境的一把金鑰匙，也是我國新常態下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一劑良藥，還是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動作為。只要有同舟共濟的合作意愿，主動進入“一帶一路”的朋友圈，就可以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大計。

產能過剩是一個世界性現象。美歐發達國家產能過剩程度要高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大國，而“一帶一路”相關經濟體產能短缺仍是最大的發展瓶頸。這種局面會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產能過剩導致產品大量出口，在全球貿易萎縮和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必然引發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沖突。另一種是通過對外投資把過剩產能重新配置到全球產能短缺的地方，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

我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包括鋼鐵、有色行業、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工紡織、汽車、信息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裝備、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農業等13個行業。這種合作，不僅體現在投資和經濟效益上，也體現在綠色環保標準和實踐上，還體現在民心相通、機會和成果共享上。在國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在“一帶一路”，更要打造一條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

（發言人單位及職務：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