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匯，一個時代的晴雨表。從詞語的變遷，可以管窺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人民生活以及社會心理。

“萬元戶”，改革開放初期，一個令人羨慕的稱謂。它的勃興，不僅反映了改革開放開啟之后以及此后實行的經濟體制轉型，帶給整個國家百姓財富觀的變化及由內心升騰的對致富的渴望。同時，從這一時代群像身上，透射出的果敢、堅毅、對美好生活靠奮斗而來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正是當下所需要的時代精神。

從這個意義上說，“萬元戶”這一時代詞匯，將被歷史收藏。

陳曉華的一生，與中國農業(yè)、農村發(fā)展相伴。

參與、沉浸、見證。今年，恰是他踏入農業(yè)領域的第40個年頭。

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制度。陳曉華是農業(yè)類高等院校恢復統(tǒng)招的第一屆學生；

1982年，中國全面推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陳曉華也是在這一年進入農業(yè)部工作，成為推行這一改革開展具體工作的一線工作人員。此后，他又走上領導崗位，參與了農村土地承包政策推行、取消農業(yè)稅等一系列維護、拓展農民發(fā)展權，幫助和扶持農民勤勞致富的政策制定。

“我的人生，確實很簡單。學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干了一輩子。”

一年一半的時間，行走在鄉(xiāng)土，呼吸著鄉(xiāng)土的空氣，眼觀那里的人，腦中想的是如何讓他們生活得更好。

農民、農事、農村，成為陳曉華的人生腳注。

破曉

1978年夏，安徽遭遇大旱。望天望地，辛苦耕作了一季的農民，望不來一家人可以果腹的生活。一聲嘆息中，不得已，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十余戶農民走出家門，討飯為計。

“我就是丟了村支書的帽子，也要帶著村民試試。我們不能就這么餓死。”時任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村委會主任的嚴宏昌，不信天不信命，在村民家門口毅然守了兩個月，終于湊齊了18戶村民的手印。“回去和家人都不要說，就說村里分給各家的田地，種多少給記多少工分，咱們就悄悄干。”40年后，嚴宏昌回憶。

彼時的中國社會，靠個體力量去奮斗、走出貧窮的做法，自上而下，尚沒形成共識。民眾習慣了靠工分吃飯，對靠自我突圍去勤勞致富，意識也尚未覺醒。

1978年的秋天，進入西南農業(yè)大學學習農業(yè)經濟學的陳曉華，在大學圍墻內，課堂上使用的教材，還是國家從蘇聯(lián)引進的一套建立在計劃經濟模式下的經濟學教材。圍墻內的學者，對個體力量去創(chuàng)造財富的態(tài)度，也還很審慎。

“在課堂上，沒怎么聽到教授們提及這個問題。但是感覺國家會有一些改變。因為入學前，從廣播里已經聽到一些有關‘真理大討論’的消息，感覺這個國家會發(fā)生一些變化。”這年秋天，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高等學府學習的陳曉華，盡管并不知道這年冬天，這個國家真的將發(fā)生一個“大事”——一場關系國家上上下下變革的改革開放的大幕將開啟，但對這個國家的未來，身處校園的他已經開始期許。

圍墻外，中國農村生產實踐一線，中國農民抱著“向好而生”的樸素愿景，一場熾熱的自我破冰探索，如鉆木取火之勢，在中華大地發(fā)出星星之火。

承包荒地、發(fā)展養(yǎng)殖、嘗試副業(yè)，今天中國農業(yè)正在走的一二三產業(yè)融合之路，那時，已出現(xiàn)在一些農民的自我探索中。

1979年2月，人民日報一篇以《靠辛勤勞動過上富裕生活》，報道了廣東省中山縣小欖公社社員黃新文如何成為“萬元戶”的故事。靠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和發(fā)展以養(yǎng)豬為主的家庭副業(yè)，1978年，黃新文一家的總收入達到1.07萬元，

此后，新華社播發(fā)了一組各地涌現(xiàn)的“萬元戶”的故事，如山東臨清農民趙汝蘭靠植棉成為萬元戶、河南固始農民蔡義林靠種田和開磨房搞副業(yè)成為萬元戶。

自此，“萬元戶”這個詞匯，作為中國官方語匯進入大眾視野。

“1982年，我進入農業(yè)部工作，那會兒一個月工資是20塊錢，當時一斤肉7毛錢，一公斤米面2毛錢，所以，萬元戶的致富能力在當時，是特別令人驚訝的。”

時光劃過40年，2018年一個仲夏日的午后，當年的“農業(yè)部”已經改為“農業(yè)農村部”。在這一領域工作了36年、剛從農業(yè)部副部長位置退下來的陳曉華憶起中國農村這批最早的“探路者”，由衷為他們豎起大拇指。“改革開放初期，對個體經濟還是沒有完全放開，工商局在那一時期對個體戶主要是管理和限制。所以，在那樣的經營環(huán)境和背景下，一部分農民通過勤勞致富，率先成為‘萬元戶’，其努力和辛苦可想而知。”

從吃不飽，到主動尋找生路，這是一種地上本沒有路，靠自己的勇氣、勤勞，探索出來的“鉆木探火”之路。陳曉華也最敬佩“萬元戶”群體身上的“果敢之氣”。在他看來，這是這一群體留給時代的最大財富。

共識

1982年夏，陳曉華從西南農業(yè)大學畢業(yè)，分配到農業(yè)農村部經管總站工作，工作內容是下到農業(yè)生產一線，調取各地的農業(yè)產值和主要農作物的產值數(shù)據(jù)。“一年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各地走村入戶。”

真正浸入農村的生產實踐場域，陳曉華發(fā)現(xiàn)，學校里學的那套根據(jù)蘇聯(lián)計劃經

濟體系下建立的農業(yè)經濟學常識，在實際工作中，不適用了。

彼時，隨著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的思想，已體現(xiàn)到國家對農村的政策中。1982年1月1日，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農戶是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行，各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被這一政策逐漸喚醒。各地政府也鉚著勁兒，去推廣能讓土地生產力上去、提升糧食產量的各類干法。

“每到一個地方，到當?shù)氐摹f元戶’家看看，成為當?shù)匕才耪{研內容的‘必選項’。”在當?shù)卣磥恚@是他們的榮光。

真正走進“萬元戶”的家，陳曉華回憶，當時他們家庭生活場景中能看得見的“富足”，給了他很大的沖擊。

“那會兒，黑白電視機、縫紉機、收音機這些在城市百姓家都很稀罕的物品，成了‘萬元戶’的標配。”最吸引陳曉華的，則是了解他們是怎么樣致富的。

“我國農村走了很長一段‘大鍋飯’、‘生產隊’之路。出工不出力，生產力自然上不去。不管是小崗村自我探索的‘大包干’，還是自我要求要先干起來、要走出貧困的這批農民先富群體‘萬戶元’，他們的探索，都讓我們意識到，如果能讓每片土地發(fā)揮出其最大的產能，即能種好每一畝地，不僅糧食產量自然能上去，在當時歷史環(huán)境下，農民自身的生活狀況也能被改變。”陳曉華猶記得當年的觀察心得。

鄧小平同志說，中國農民自我探尋的致富路具有首創(chuàng)精神，“這場自我革命的發(fā)明權屬于中國農民”，他用“偉大創(chuàng)舉”四個字來評價這場自我探路的歷史意義。在陳曉華看來，中國農村改革確實是個案推動了整體。

走，回故鄉(xiāng)，過富足的生活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隨著中國農民收入的逐年增加，家家都成為“萬元戶”，至此“萬元戶”一詞塵封歷史。

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年報，農民收入方面，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農村人均年收入為133.6元，到了1997年，農村人均年收入為2090.1元，按當時戶均4.3人算，平均戶收入9196.44元，已經接近萬元。

“盡管‘萬元戶’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升，淡出歷史。但是，鄉(xiāng)村發(fā)展，始終需要帶頭人。”在陳曉華看來，2018年年初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實現(xiàn)農業(yè)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xiāng)村全面振興，需要培養(yǎng)一批帶頭人，而這正是“萬元戶”群像跨越時代的意義。

“‘萬元戶’干法的共性，除了勤勞，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他們試圖沖破農業(yè)長期處于第一產業(yè)的定位，用發(fā)展副業(yè)，加入了第三產業(yè)的內容。比如有的‘萬元戶’買了收割機、榨油機、磨面機，除了從傳統(tǒng)賣糧這一單一的生產方式獲得收益，還通過初加工生產一些農副產品獲得收益。他們還意識到，規(guī)模化、科學種田的重要性。這些需求和探索，正是后來國家所推動的農業(yè)改革的關鍵詞。”陳曉華說。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中國農村，同樣需要‘萬元戶’精神。能致富，農村才具有吸引力；有人，鄉(xiāng)村才能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