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法治同進 與民革同行 

——訪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深圳市委會主委黎軍

記者 韓金偉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起源地，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邊陲小鎮到現代化國際都市，深圳奇跡的背后，濃縮著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也凝聚著民革深圳市委會近30年的努力。

在深圳經濟特區發展歷程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民革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為特區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哪些突出貢獻？作為與深圳特區一起成長的親歷者、參與者，有哪些體會與感受？日前，民革深圳市委會主委黎軍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履職以法為軸——

“打造深圳民革‘法律+’特色名片”

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示范區。5月7日，以“依憲執政與法治政府建設”為主題的中國法治論壇（2018）在深圳市舉行。“在深圳共同探討‘依憲執政與法治政府建設’這個重大課題，既是對改革開放、依法治國40周年的一種紀念，也是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有力推進。”中國法學會會長王樂泉在論壇上這樣指出。

作為曾任深圳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深圳市政府法制辦公室副主任的法學博士，在深圳生活了18年的黎軍深有同感。“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奇跡般的發展與法治建設的推進是密不可分的。”黎軍告訴記者。的確如此，深圳是一座依法而立的城市，經濟特區發展過程中，有很多所謂的“第一”和“率先”，往往來源于法治建設。統計發現，深圳自1992年獲得特區立法權以來，共制定法規200余項，規章近300項，成為全國地方立法最多的城市之一。正是這些立法，促進和保障了深圳經濟的高速發展。

深圳特區依法而立，民革履職以法為軸。“深圳民革從成立之初，便注重以法治為切入點議政建言。”黎軍介紹說，1989年民革市委會成立，在1990年召開的深圳市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民革市委會的大會發言便是《依法治市，把深圳建設得更加美好》。2018年，民革市委會在深圳市政協六屆四次會議上大聲呼吁“從法治入手建設一流營商環境”。“20多年來，民革深圳市委會超過三分之一的政協大會發言都與法治建設息息相關。可以說，深圳民革既是特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見證者，也是深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示范區的積極參與者。”黎軍不無自豪地說。

作為深圳1300多名民革黨員的“帶頭人”，黎軍對市委會圍繞法治履行參政黨職能取得的可喜成績如數家珍——

僅2013年以來，民革市委會就先后向市政協提交了13件有關法治建設的集體提案；創新履職平臺，組織開展民主監督活動，推動特約人員積極發揮作用；先后幾任市委會主委一直關注和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法治政府建設等重大問題，為中國和深圳的法治建設鼓與呼……一系列沉甸甸的參政議政成果，是民革深圳市委會多年來為推進深圳法治建設貢獻民革智慧、樹立民革形象的有力證據。

2017年7月，民革深圳市委會被授予首批“深圳市政府立法工作聯系點”，是10個聯系點中唯一一個民主黨派機關單位。曾在市政府法制辦工作過的黎軍，對科學立法有深刻感觸。“有很多法律條文征求意見時，公眾參與熱情并不高，認為與自己關系不大；但在法律實施后，一旦身涉其中就會抱怨這也不合理、那也不科學。這種現象必然影響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實現。”黎軍告訴記者，深圳民革近年來與市法制辦開展了深層次的合作，組織黨員專家就《深圳經濟特區城市更新條例》、《深圳市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10多件法規、規章提出修改意見，許多意見得到重視和采納。“這是對深圳民革長期推動深圳法治建設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種鼓勵和鞭策。”黎軍說。

接受記者采訪時，令黎軍感到自豪的，不僅僅是市委會圍繞深圳法治建設議政建言的那些付出與努力，還有市委會以法律為抓手開展的形式多樣的社會服務活動，以及市委會法律人才隊伍建設和機制建設的累累碩果。

近年來，在深圳市的戒毒所和監獄、在人才市場和律所、在社區企業和軍營，民革黨員發揮自身優勢開展法律服務、提供法律咨詢、無償法律援助的故事，一次次令所援助對象感動不已，一面面錦旗掛滿了會議室。

成長與法同行——

“民革組織給了我廣闊舞臺”

從求學——工作——再求學——再工作的輪回中，“湘妹子”黎軍與法律結緣超過30年。

“2000年拿到博士學位后，我來到深圳，進入深圳大學工作。之所以選擇了深圳，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這座城市濃厚的法治氛圍吸引了我，我能夠在這里找到用武之地，也能找到存在感。”黎軍笑著說。

新世紀之初的深圳，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讓法律工作者黎軍渾身充滿了干勁。這一年，深圳市榮獲“‘三五’法制宣傳教育先進城市”稱號；這一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通過有關辦法：對擬任命干部進行法律考試，考試成績向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通報，并作為任命的參考，這一做法在全國尚屬首創；這一年，規劃面積10平方公里的深圳大學城正式奠基啟動建設。深圳對法治的推崇、對法治人才的重視，讓取得北大法學博士學位并隨后在中國社科院完成博士后研究的黎軍很快找到了用武之地。

“到深圳大學任教之后的幾年中，《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等相繼頒布實施，政府很多部門紛紛邀請我去做講座、參加論證會、座談會。后來我到市政府法制辦工作時，政府很多人見面還會叫我‘黎老師’，因為他們很多人都聽過我的培訓講座。”黎軍說。2015年，黎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結到，作為經濟特區，深圳有法治建設的最好“土壤”：經濟發展基礎好、法治建設基礎好、公民法治基礎好、借鑒先進經驗便利。在她看來，正是深圳對法治建設的重視，才讓她的專業優勢有發揮作用的寬廣舞臺。黎軍透露，深圳市政府召開的政府常務會議，法制辦的同志必須要全程參加，這已經成為一個慣例。而在她曾經工作過的深圳市政府法制辦，先后培養輸送了8位市領導，這在全國應該是絕無僅有的。

2002年8月，剛來到深圳工作一年多的黎軍，加入民革組織的懷抱。“當時也有其他黨派的同志做我的工作，但是民革市委會時任副主委龐勇親自找到我，約我喝早茶，并詳細介紹民革的歷史，希望我能加入民革。我覺得很感動，體會到民革組織對人才的渴望和重視。”黎軍告訴記者，后來社會法制成為民革特色參政議政領域之一，她對自己當時的選擇感到很慶幸，“說明我和民革有緣分。”

加入民革的黎軍如魚得水，她長期進行法律教學研究形成的嚴謹思維、專業知識等優勢，在民革組織的平臺上得以更為充分的釋放。2006年，黎軍提交的《標本兼治“集體上訪”的建議》被全國政協信息中心采用，2007年撰寫的《關于創新我國信訪體制的研究報告》被民革中央采用，以此為素材改寫的政協提案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還有《優化非公經濟法律環境》、《進一步規范發展行業協會的建議》、《關于社會工作崗位設置問題的建議》等都被民革中央作為重要提案素材。

“民主黨派成員參政議政沒有捷徑，最好的辦法就是和自己的專業領域相結合。作為學者，我的研究成果可能會發表，也可能會躺在抽屜里睡大覺。但是通過民革組織的平臺，就可以直接轉化成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建言建議，發揮出更大的作用。”黎軍動情地說，正是有了民革組織的幫助，她才有了充分施展的機會和平臺。擔任市委會主委后的黎軍，每年都親自給加入民革組織的新黨員講民革黨史、講自身經歷，鼓勵黨員們在民革組織的舞臺上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更好實現人生價值。

改革與法相隨——

“經濟發展離不開法治保障”

7月13日，深圳市法制辦組織編制的《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設狀況（2017）》（以下簡稱白皮書）正式對外發布，這是深圳市政府第一次編制法治政府建設狀況白皮書。在推動法治建設的道路上，深圳一直走在全國前列。

黎軍認為，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中國現代法治建設的起點。正是在那一年，鄧小平在旗幟鮮明地提出解決中國發展中一系列重大問題思路的同時，專門把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作為一個重大問題進行了闡述，明確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改革開放和法制建設是同時起步、同步進行的，改革開放必須要有法治保障，二者之間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黎軍說。

歷史發展的進程也印證了黎軍的觀點。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到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的基本方略，從1999年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中共十八大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再到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重大部署，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中國法治建設取得巨大進步的40年。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法治建設面臨的是立法‘有沒有’的問題，那么現在則是立法‘好不好’的問題。從‘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就是要立‘體現民意民智、反映社會實際、符合發展規律’的良法，能夠起到尊重保障人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和諧穩定、保障改革發展的作用。”黎軍如此評價道。

在深圳生活了18年，從深圳大學副教授、教授到副校長，曾于2008年至2012年擔任深圳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黎軍不僅時刻關注和研究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和進步，更是親自參與到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設的過程中。從出臺全國首個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到印發第一個以法治政府建設為主題的市政府“1號文件”，從提出建設一流法治城市的戰略目標，到加快建成法治中國的典范城市，黎軍都參與其中，并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黎軍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法治長期缺乏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深圳近40年的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法治發展史，它彰顯了法治在改革開放中的重要意義。正是有法治為深圳改革發展護航，才讓這個邊陲小鎮崛起為一座舉世矚目的現代化都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黎軍表示，民革深圳市委會將抓住機遇、發揮優勢、聚焦特色，緊緊圍繞社會法制、牢牢抓住社會法制，打好法制特色牌，全面提升參政黨履職能力和水平，努力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