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提案一直是政協委員通過政協平臺參政議政的重要方式，一件件高質量政協提案得到黨政部門的高度重視，很多具體建議得以采納。武獻華常委在會上提出，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政協提案工作的一些“慢性病”不容忽視———有些提案存在調研不實、建議不明、建設性不強等質量問題，辦理部門感到采納起來有困難；部分提案問題相似、角度相同、建議重復，逐件辦理耗費大量時間精力；站在委員的角度，也往往會對一些“提案收悉”“正在努力”“感謝支持”組成的“三段論”模板式答復不甚滿意。

究竟是因為提案質量不高、先天不足導致了辦理效果不佳，還是因為提案建議沒有得到采納影響了委員繼續提出高質量提案的積極性？武獻華認為這個“雞生蛋、蛋生雞”似的爭論沒有必要執迷求解，要從發揮好政協制度作用這個高度，增強提辦雙方的認識水平，通過有效的溝通交流化解隔閡、相向而行、共同提升。

“就像農產品要賣出好價錢必須經過深加工一樣，我們作為提案生產者，必須強化‘深加工’意識，增加提案含金量和附加值。”武獻華提出，委員必須做好前期深入調研和全面了解政策法規兩門基礎功課，還要提高寫作水平，確保“把話說明白”。他建議，應當適度增加以黨派、人民團體、政協專委會、界別等為主體提出的集體提案權重，加強對主題相同、觀點相似的提案“合并同類項”整合力度，“提出提案伊始，就要換位到辦理部門角度研究什么樣的提案便于辦理、什么樣的建議利于落實”。

張勤常委同樣從“生產者”角度分析，“知情明政”對于提高提案質量至關重要，調研是政協委員的基本權利和主要工作方法，“常委證”“委員證”要成為委員深入調研問題的“通關文牒”。“只有全面了解政府部門做了什么、想做什么，才能避免提出的提案與政府工作‘不合拍’‘不兼容’，避免提案受政府部門委托提交政協再由政協交辦給該部門辦理這樣‘提案回娘家’的尷尬循環。”

“不妨設立提案辦理結果清單制度，推進提案評價精準化、促進提辦雙方加強協商。”宋海常委提出，建立清單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在提案人的意見建議與辦理單位的落實結果之間形成對應關系，從而向提辦雙方有效傳導壓力，共同提升提案工作質量。

秦博勇常委對此提議表示認同，認為加強辦理過程中提辦雙方“面對面”的交流，才能化解“背對背”的隔閡，雙方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提案工作提質增效。“從我最近幾年的提案辦理過程看，提案從提出到辦復，更多的是文來文往的‘紙上協商’，彼此之間的深入了解溝通不足，對于一些政策的理解和探討就停留在了文本層面。”

“只有提辦雙方坐在一起、真誠協商，才能有效推動問題解決和政策落實，能夠解決的問題如何執行，暫時不具備解決條件的未來怎么謀劃，提辦雙方都可以共同探討。”秦博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