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報記者 李寅峰 紀娟麗
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簡稱《綱要》）頒布；全國兩會前夕，中央公布8項政策措施，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時間，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今年兩會熱詞。全國政協會議上，委員們或講述過去的實踐、或說明現實的基礎、或提供務實的建議，描繪出一張大灣區未來發展藍圖。
連日來，全國政協會議港澳委員駐地，無論是小組會上委員的口頭發言，還是提案的字里行間，粵港澳大灣區都是核心詞。其中，既有委員們熱情似火的討論，也有委員們激情滿懷的暢想。
其實，去年全國兩會，大灣區已經成為港澳委員的核心關注點之一。不同的是，由于不久前《綱要》的出臺，8項具體措施的公布，大灣區的樣子越發清晰了起來。再次聚焦大灣區，描繪起大灣區藍圖，委員們的話語里更多了些堅定、信心和力量。
創新科技者的夢想天堂
在深圳，有一個知名的科技品牌——大疆無人機。這個品牌，經常被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浸會大學原校長陳新滋當成粵港成功合作的例子與人提起，因為這是幾位香港大學生創新科技成果在深圳的成功轉化。尤其是《綱要》提出將大灣區定位為世界創新科技中心，陳新滋便更樂于講這個粵港科技完美合作的故事。
在香港從事科技教育工作時，陳新滋對一個現象印象深刻。由于香港國際化水平高，引進并留住了不少具有國際科研能力的教授在高校任教，香港大學生也特別靈活，具有較強的科研能力，相當多科研成果獲得了國際比賽的獎項。“但獲獎之后就被擱置了，真的是特別可惜。現在，有了定位為國際科創中心的大灣區，這些科研成果就可以放大、生產了。”說這話時，陳新滋面露喜色。
其實早些年，陳新滋就看到了香港科技成果在廣東落地的前景。他也建議一家香港企業到南沙成立實驗室，聘用香港、臺灣及內地的大學生到實驗室工作，研發鋰電池電解液的添加劑。“現在有成果了，已經在珠海買了100畝地建廠準備投產。”陳新滋說，100畝地，對香港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但這正是大灣區的優勢。
正因如此，《綱要》頒布后，香港高校里的科研工作者和大學生備受鼓舞。而隨著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每年有大量香港青年來到大灣區工作和創業，其中，科技工作者就有不少。
“香港有科研能力，大灣區有成果轉化的基礎條件，建議整合香港高校創新資源，建設香港創新科技中心，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陳新滋說，在大灣區內建設香港創新科技中心，推動香港優勢高校和科研資源與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生成開放性協同創新共同體，一定能聚集國際優勢創新資源，增強大灣區創新基礎能力，構筑大灣區知識創造高地。“屆時，大灣區將成為創新科技的夢想天堂。”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
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中，港澳不僅聯絡著沿線國家和中國內地，更是直接的投資者和運營者。
來參加全國兩會之前，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德瑞集團主席魏明德剛赴馬來西亞考察回來。近年來，由于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他常常來往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我國內地之間。
看到《綱要》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的定位，魏明德很受鼓舞。“粵港澳是我國與東南亞、英語系、葡語系國家乃至全世界的橋梁，借助大灣區建設平臺，我國企業將會更好地走出去。”他說，目前，我國通過“一帶一路”走出去的企業，基建占很大部分，但基建企業很多并不在大灣區，借助大灣區平臺，可能讓更多這類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比如廣東與黑龍江，深圳與哈爾濱有對口合作關系，黑龍江是重工業基地，這些重工業正好可以通過大灣區走出去。”
經常“滿世界”飛的魏明德，不經意間還發現，無論自己飛往哪里，從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個城市出發，基本都能直飛抵達，而這四地之間，因為港珠澳大橋的建立和其他公共交通的開通，往來也變得十分便利。“粵港澳可以說是‘路路通’，有了這些基礎交通，再加上其他優勢條件，大灣區成為充滿機遇的地方，必將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注入強大活力。”魏明德說。
與魏明德一樣，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福建同鄉會會長張明星也深感大灣區建設是通往“一帶一路”的又一平臺。
與香港不同的是，因歷史淵源的關系，澳門與葡語系國家、歐盟及拉丁語系國家之間在經濟、文化、法律和社會等方面一直保持聯系。“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臺，融入大灣區建設，澳門可以廣泛聯系葡語系國家，為‘一帶一路’建設作出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貢獻。”
展望大灣區的未來，張明星興奮地說，大灣區一定會成為世界關注的投資熱土，還將聚集資源，帶動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去”，真正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
內地與粵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
雖然大灣區建設大幕初開，而粵港澳的合作，早已開始。
40多年前，改革開放從深圳開始，來自香港、澳門的工商界人士就來到廣東深圳，開始了參與祖國內地建設的故事。
“港澳回歸祖國以后，國家大力支持港澳發展，積極將內地改革開放的成果與港澳地區共享。”全國政協常委、澳門中華總會會長馬有禮說，多年來，國家通過廣東省政府與港澳特區政府簽訂了不少協議，不斷推進三地經濟合作，他參與并見證了很多成果。
由于經常往來香港和廣東有關市縣，讓馬有禮體會最深的是交通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前，澳門沒有機場，到內地廣東外的地方，要提早一天乘車到廣州，路上顛簸，過三個渡口，幾乎一天才到廣州。要到國外，必須坐船到香港。而今天，澳門有了國際機場，可以到內地和世界許多城市，過了拱北關，可以乘坐城市軌道到廣州，只要一個小時，還有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特別是港珠澳大橋貫通后，乘車到香港只需半小時。
“生活工作都非常方便。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現在都變成了現實。”馬有禮說，三地便捷的交通網正是三地合作的縮影。
隨著合作的深入，三地融合發展的需求不斷加強。“新一輪的改革發展浪潮，應該從大灣區拉開帷幕。《綱要》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內在經濟制度上進行創新，破解了體制機制上障礙，三地經濟定能融合一體。”馬有禮說，大灣區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擁有3個關稅區、3種貨幣、7千萬人口、1.5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再加上三地優勢互補，香港有國際上最為完善的金融體系，與國際商業接軌的法律體系；澳門有國家定位的國際旅游休閑中心和葡語系國家經濟發展平臺；廣東有重要的機械制造業、優良的船運碼頭和巨大貨物吞吐量、高端電子生產基地等，未來，大灣區一定會成為內地與粵港澳深度融合的典范。
除了經濟上深入合作，更讓馬有禮期待的是三地人文融合。他相信，隨著粵港澳的深度融合，以后就不用說廣東人、香港人、澳門人了，大家都是大灣區人。
一片美麗的人文樂土
粵港澳三地都是以嶺南文化為主，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人文各有特色，但共同的人文價值觀還是根深蒂固的。這一點，很多港澳委員津津樂道。在全國政協委員、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主席龍子明的提案中，有五個關于大灣區，其中兩個說的是人文。
“大灣區融合是多方面的，我覺得文化交流是一種讓人內心比較容易接受，也比較容易產生效果的融合交流方式。”龍子明注意到，從全球范圍內的灣區經濟來看，“文化灣區”是灣區經濟發展到中高端階段的重要城市經濟文化形態，是世界一流灣區的顯著標志。“本身在這11個城市中，也有很好的共同歷史文化。文化繁榮發展肯定有共鳴感，容易出效果。”他認為，粵港澳三地協作保護與活化大灣區文化遺產，可加快提升大灣區文化在國際文化競爭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龍子明以粵劇文化和禪宗文化舉例，他說，粵劇在粵港澳三地有很好的群眾基礎，2009年申遺成功，也是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申報的。而大灣區禪宗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在粵港澳地區普遍地融入藝術與生活中，形成了自成一脈的文化現象。
“希望保護和弘揚共同的文化遺產、建設人文灣區成為共識，用文化凝聚人心，形成灣區發展的內生動力。”龍子明說。
建設宜居宜業宜游的人文灣區，傳統文化起著鑄魂的作用。全國政協委員、SML集團主席孫少文十分關注《綱要》中一段對于人文灣區的描述：要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到2035年，大灣區要實現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
“現在就讀中小學的青少年，到2035年將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新生力量和人文精神的代表，必須從現在開始，重視和加強中小學生的人文教育，弘揚傳統文化，培養文化自信，推動實現灣區文化建設的長遠目標。”
“很多人認為大灣區是個經濟的概念，其實，從遠景來看應該是個文化共同體。”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說，粵港澳三地同屬嶺南文化圈，打造大灣區文化共同體，有著非常好的基礎。“以前有句話：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說白了原來都是一個地方，大家就是一家人。只是由于歷史發展軌跡不一樣，出現了制度上、文化上的差異性。”
但吳志良認為，這些差異性，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大大縮減。因為改革開放后，大量港澳居民進入廣東，共同參與國家建設。40年的共同打拼，建立起共同的情感和生活圈子，成為文化共同體是必然的。“大家在一起，不可能陌生嘛！”
特別是澳門，在人文灣區建設中可以發揮特殊作用。“澳門保存了最完整的中華傳統文化，開埠歷史也最長，西學東漸、中學西傳，最早都是從澳門開始的。澳門有東西方都非常容易接近的話語體系。”形容起未來大灣區的“宜居宜游”狀態，吳志良笑著說，“在廣東賺錢，香港消費，澳門休閑。”
編輯：吳靜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