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這條古老的母親河，擁有完整開放的自然生態系統，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支撐，她以水為紐帶，承上啟下，承東啟西，流域覆蓋11個省市區，人口和GDP分別占到全國的40%，既是中國發展的“經濟脊梁”，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綠色脊梁”。但在實踐中，依然存在很多問題，長江經濟帶城市轉型發展，必須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樹立全局發展觀念，摒棄急功近利心態，找到保護與利用的平衡點，變粗放利用為集約利用、變低效利用為高效利用，才能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相得益彰、美美與共。

保護與發展不是零和博弈，核心在于尊重規律。尊重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實現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路子找對了，綠水青山就可以變成金山銀山。總的來講，要堅持調適理念、破立并舉。一是調發展理念、調發展方式。不充分的發展與粗放的發展方式帶來很多副作用，這是沿長江開發所面臨的歷史困境，也是需要長期面對的客觀現實。推動沿江城市綠色轉型，就是要精心調適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既要徹底摒棄“重開發，輕保護”的錯誤傾向，更要加快形成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空間格局；既要扛得住轉型期的陣痛，又要經得起轉型期的反復，真正做到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必須清楚，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不是矛盾對立的，而是辯證統一的；共抓大保護非但沒有影響經濟發展，而且能推動沿江經濟走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二是破無效供給、破低端產能。長江沿岸長期積累的傳統產能體量較大、動能疲軟，嚴重擠壓高質量發展空間。對沿江產業存量，要區別對待，可以“切一刀”，但不能“一刀切”，對于環保問題重、經濟效益差的項目，要做好減法，堅決予以騰退，為綠色發展騰出空間。對于產業增量，要保持“蹄疾步穩”定力，對水資源開發、港口岸線利用和一些重大投資項目，要周密研判、科學決策，絕不能無序發展、降格以求。三要立高質量產業、立高質量鏈條。新產業、先進動能是沿江高質量發展的基石。對符合產業政策、符合綠色要求、具有發展潛力的項目，要實行資源聚焦、重點扶持、配套發展，不斷延長產業鏈、價值鏈、利益鏈，以產業“含綠量”提升沿江開發的“含金量”。

區域與條塊不能單打獨斗，重點在于協作聯動。目前，長江流域管理機制上還存在協商制度不健全、信息共享不充分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協同保護的成效，務必改變這種狀態，實現協作聯動。一是規劃“一盤棋”。針對長江經濟帶整體性、關聯性等特點，強化全局觀念，統籌各地改革發展、各項區際政策、各領域建設、各種資源要素，實現錯位發展、協調發展。二是治理“一體化”。針對流域污染的擴散性、復雜性等特點，建立更高層面的協調機制，構建多元共治的現代流域治理體系，最終形成區域之間、政府部門間權責關系明確、信息共享順暢、行動有機聯系、糾紛迅速解決的一體化治理格局。三是執法“一把尺”。要充分考慮資本逐利性，針對長江上下游乃至沿海及其他流域的污染防治，明確統一的執法標準，防止出現污染的梯度轉移。

治理與修復不會一蹴而就，關鍵在于制度體系。近年來，面對持續刮起的環保督察風暴，少數地區迫于環保問責壓力，存在急功近利、避難就易心態，一些虛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現象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必須清醒認識到，污染防治既是一場殲滅戰、攻堅戰，更是一場持久戰，只有建立強有力的制度體系、責任鏈條，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止血與療傷”相結合，既著眼當前、解決突出風險隱患，又著眼長遠、解決常態治理問題，如此，方能實現生態環境的徹底好轉。一是全面落實責任。嚴格落實企業直接責任、黨政主體責任、部門管理責任、群眾參與責任、環保監督責任、司法制裁責任，通過構建銜接緊密、完整閉環的責任鏈條，加快實現由“政府主導和單一治理”向“政府主導、企業聯動、社會公眾參與”轉變。特別是在公眾參與方面，要完善扶持激勵機制，打響保護長江的“人民戰爭”，既聚焦群眾體驗，讓居民共享“綠色福利”，更培育全社會的綠色責任、綠色自覺，激發每個人的環保熱情，使綠色發展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二是系統推進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統籌謀劃、綜合施策。一方面，要堅持治已病，開展長江生態環境大普查，全面梳理各類生態隱患和環境風險，系統制定治理和修復方案，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另一方面，要堅持防未病，調整長江流域產業布局，避免上游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向下游、支流轉移，努力實現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治理轉變。三是從嚴執法監督。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才能為美麗家園建起堅實的“防火墻”。要清醒認識污染問題的反復性，嚴格落實國家生態保護法律法規和“三線一單”，形成生態保護與治理的硬約束。要完善決策責任、政績考核、環境監管、責任追究等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考核督促確保政策剛性落地，用制度紅線守住綠色底線。

來源：江蘇智庫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