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狀態歷來與社會行為文化交流密不可分，一旦成為表現載體，便為歷代書家仰慕、推崇不已，從個性化書寫去構筑高度，將一般書寫化為深層表達，并有效推動書畫之間相互促進，即書畫相通論。由漢至唐這八百多年間，先后幾位充滿個性化書家如張芝、王羲之、顏真卿、張旭、懷素等樹立起各自不同的行草書寫風范，正是他們孜孜以求于書寫個性表達，才開啟了自由書寫風氣這一按鈕，藝術多樣性由此達成。

漢唐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精神象征，它代表著一個時期文化創新的銳意進取，雍容豪邁的開放格局，這才有了自漢隸、魏碑、唐楷間揚起的一股行草書風，它對后來促動文人寫意畫形成，作用堪比尋常。而后宋元一改唐人工筆作風，大舉寫意進程，法以行草書寫用筆，由此形式內涵全然不同，顯然書寫自由的表達尺度，大大早于幾百年后才逐步形成的宋元寫意。

或這一切，與兵荒馬亂中原逐鹿的亂世風云有關。尤其從漢到魏晉時期，文人們日子朝不保夕，想生活鮮亮點、有所作為些，先決條件是能安身立足，求取功名是立穩腳跟的唯一途徑。設想一下吧，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們，除了以自身才華孜孜以求于自由的書寫狀態，成就無數留傳世間風格特異的書法作品，將人生境象淋漓地抒發出來，難道有其它可為？

也許這樣的時勢，造就了從亂世風云里緩緩展開的充滿書寫意味的線條藝術，其豐富的寫意底蘊和滿目滄桑，讓人回味無窮。

/ 書寫法度 /

眾所周知，一幅“超強”書寫作品，離不開筆法講究，由此構成書寫法度。它不是停留在寫一手漂亮文字這樣泛泛而已，而是由書寫狀態上升為法度和高度。當書寫進入到不一般化研究層面，便是文人們生命中摯愛，橫跨漢唐這八百多年歷史，由各種不同書寫載體形成，有的是用理性情感追求不逾規矩的書寫情狀，比方顏魯公書寫出法度森嚴、字體規整的《多寶塔碑》，但同時我行我素從個性角度出發，抒寫出前人想都不敢想的縱橫揮灑的行草字體，如同點線狼藉連貫自如的《祭侄文稿》等，而揮寫非常人可比的“癲張狂素”諸多行草書作品，更是嘆為觀止“從漢到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書法藝術步入了一個發展的新時期”。

相傳三國鐘繇，一見到出自張芝門下的韋誕，手里有本蔡邕著寫的《筆法》，便三番五次苦求韋誕能借給他，不果，便急得搥胸頓足嘔出血來，幸得曹操用五靈丹救活他。而韋誕何許人也？這么說吧，有段時間受其影響大有人在，乃至“幼安善章草書，出于韋誕”，幼安即大書家索靖。韋誕剛死，鐘繇敏銳意識到《筆法》，既然讓無數書家推崇備至已然頂禮膜拜的書論，必是奇書無疑，十有八成被用作陪葬品，隨韋誕埋入墳墓。便突發奇想，何不以自身之力，神不知鬼不覺盜墓竊得此書？一旦占為己有，日后書寫之事便能如所愿。為官的鐘繇，從此就像某個深得武林秘笈的高手一樣，有關筆法事項，只有他一人探知，再朝夕揣摩，便豁然開朗神通廣大。若干年后，鐘繇書寫功力如鬼使神差一般大增，成就了一代書家大名，時人以能收藏到他的作品為榮。

有關筆法技巧，不同版本各說各法，以至王羲之書藝精進的奧秘，與家父手里的《筆論》有關，從筆論里覓得，加之終日臨池。這些深得秘笈傳說，無不印證當時講究書寫法度何等榮光，對規范書寫細則何尚尊崇，乃至于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民間流傳或草根階層，以講書寫規范蔚然成風，書寫法度擁有不可撼動的社會地位。

更有甚者，是唐太宗用計誑得書圣王羲之的《蘭亭序》，竟到日夜展玩愛不釋手不肯罷休之地步，后當隨葬品帶入陵墓。至此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真跡，終不見天日，現藏于博物館的各種不同摹本，皆出自于唐時期幾位書家手筆。這幾件摹本傳得神乎其神，終非原作可以比擬，為仿羲之書體必夾雜著各書家使好，但足以讓平民神往，多少激起書寫熱情。由此可見，高水平書家理論和作品，得到了當時上至皇宮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的青睞，在這種視書寫為個人生命的延續，文化中這一道靈光，愈加燦爛奪目。盡管文人畫形成在后，但充滿個性化的書寫表達，不僅遙遙領先，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對構筑中國畫筆墨高度，即書畫相通的密不可分，唯一體現東方寫意畫意韻的全方位構建，起了非常重要和不可比擬的作用。

寫意藝術是從宋代才日趨成熟輝煌。與書寫的活躍度相比，繪畫之盛景似晚了許多。古人強調的“書法即畫法”這一畫理命題，書寫運筆如何與繪畫實踐相互作用，若缺乏扎實書寫功底，欲構成寫意畫精氣神，狀如登天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