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照畫”在創作中的反復出現，以及被“旁觀者清”的“吐槽”，讓當下的繪畫在強化現實題材的創作中，以無法躲避的攝影面對及對其的知與不知中，經歷著對藝術知識產權尊重的自律與創造表達的挑戰。

在攝影出現之前的西方繪畫，之所以受寵，在于其想象及再現的強大和沒有與其競爭的獨一無二。而攝影在充滿變革的19世紀的出現，不僅為人類提供了觀看世界的新方法，而且從時間和對一切事物“一視同仁”的民主性、以及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亦如現實主義的繪畫，超越了單純為權貴服務的新古典繪畫而受到歡迎。雖攝影幼年曾有“畫意攝影”的經歷，甚至被看做是攝影對繪畫形式的“挪用”。但在今天來看，并非主觀所愿，而是想為取得一個藝術的身份，在遭受話語權的擠壓之中、所被繪畫綁架的依附。

繪畫和攝影的糾葛，究竟是形式的美學或意味？還是心靈意指的穿透？似乎其之間的互涉，主在前者而非后者。攝影與繪畫在形式感或表達的某些相通之處，既因兩者表象元素的共性和形境意指的頗多相似，也有源于人的心理“通感”所產生的相互感知。由于兩者工具之差和呈現方式的不同，其本體表達的尺度與生成及評價的方式，也有著質的不同。攝影作為社會現實的“時間切片”，要受到瞬間與客觀的存在和是否在場的外在約束。而繪畫的獨特，在于其基于生活的想象與虛擬的再造，因而可以不受攝影所具有的外在約束。但兩者共有的對人性、良知、情感與真實自然的敬畏底線，決定著其啟迪的力量與存在的價值。所以繪畫的“虛擬”與攝影的“實取”，從各自經典的角度，都有著意義上的“以一當十”和不分高下的價值。

當攝影走出一張肖像，需要十幾分鐘的技術限制和升級的抓拍方式及回歸本體的識見，以“自覺”關注社會的獨立發聲和見證歷史、人性及重大事件。并在災難風險極具的戰場，以“逆行”而毫不掩飾并得之不易的直擊，展示出紀實攝影“為史留證”的歷史印記與視覺真實的啟蒙認知。其表達亦如培根所說“繪畫是某人的精神系統投射到畫布上的一種方式”一樣，有識見意義的紀實攝影，同樣成為多義的識見與實踐積淀支持下的精神投射。其瞬間也必然反映出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密切關聯，以及在復雜的現場，進行的現實判斷與實據留存的獨一無二。今天當我們不斷地對藝術的經典進行回望之時，深刻地體會到藝術的表達不僅僅只是有意味的形式，而是在這些形式之上的內涵與社會真誠呼應的所得。是源于“藝術和社會處于一種連鎖反應般的相互依賴的關系之中”（阿諾德·豪澤爾）的、有著認知高度的意義識見。

識見作為藝術表達的靈魂和首當其沖的前提，在古今中外的繪畫的長期發展中，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無論是契合時代還是本體自律，在有價值的創造中，不僅蘊含著藝術家對現實與歷史關系的思考及從藝的態度、技藝與才氣，更是一種在眾說眾行中的、能夠異于別人、又有正能的擔當和表達的形意契合特例獨行。這種有著如梁楷、八大山人的智慧，還有列賓、王式廓把藝術形象的塑造，視如燃燒的生命。或席里柯通過人類不屈的剛建形象，來捍衛藝術的良知和原本的真實。以及珂勒惠支、周思聰在艱辛探索形意的契合及梵高、畢加索在各自不同形式的語言中，也以現實生活作為源泉的轉換而表達的自我發聲。亦如攝影中“決定性瞬間”與“非決定性瞬間”主導下的現實建構與人性關注，在《火從天降》中對戰爭野蠻殘酷的控訴，而引發戰爭的終止。在《水俁病》《工業的痕跡》中揭示的工業污染對環境與生命的傷害，而引發對生存環境的治理。在《SARS病房》對“醫者仁心”所具有的無法抗拒的雕塑般見證。使這些看似對現實“挪用”而不可重復的瞬間，不僅呈現出識見的知覺把握與表達的視覺力量，而且不斷地引發人類良知的回憶、思考和警醒。

藝術存在價值的高低，在于啟迪人類的認知與表達的持續拓展。而對藝術作品的挪用（包括對表達方法的承續），不僅需要轉化為更有價值的、促使認知發展的新視角、新思考。也需要如影視創作對文學名著“挪用”時對著作權規則的敬畏與視覺性的再造。如果從繪畫性角度看德國現代畫家格哈德·里希特的照片繪畫，其通過恍惚感的繪畫語言，來體悟和見證殘缺與不清晰的“壞照片”中，所存在的現實與歷史記憶，在形態的意象解讀上，有著對時間移動與漸去交織短暫的若即若離。那么，對攝影的淺知與體驗受限的“照”搬，不僅有繪畫想象與表達創造的缺乏，更有對藝術本體的“靈魂”即缺少尊嚴的自我識見或對山水傳統表達智慧的堅守與承續。

盡管藝術的表達，因形式不同，不僅有著繪畫自身在發展中相互之間的識見與借鑒，在表達中的語言承續和出新。而同為視覺藝術的繪畫和攝影，也會出現形式并不違規的借鑒。但當下的某些繪畫對攝影并非借鑒的“摹照”（包括對繪畫中肢解式的拼接），和攝影之初對繪畫挪用時的委曲求全不同。看似有著被影像包圍及對圖像依賴的惰性，實際是缺少了像王式廓、石魯那一代藝術家的現實生活體驗與藝術表達的識見和共情共知的想象力與精神互滲的感染力。而繪畫要走出近30年的圖像化，不僅僅只是靠“繪畫性”的表達，還需要走出畫室，沉浸于現實生活之中的真誠與在“一線”生存的“感同身受”。并通過獨立的識見與繪畫性的形意，整合為被公眾理解和接受的、并非只有形式的沖擊和程式化淺美或趣味虛無的不可解知。

任何藝術在發展中，免不了因技術與識見的缺失，而形成階段性發展或被識見所挑剔的“短板”。如攝影因技術限制的擺拍或非本體的重構，或歷史上某些畫家對暗箱的利用等等。問題在于如何看待和勇于克服這些在本體發展中，因技術與認知所不應有的短板，為人類留下有堅韌而睿智的認知與強大的思考引領下的深度表達。

尊嚴是一種精神的內涵和對本體表達有著清晰識見的堅守。繪畫和攝影究竟是誰影響了誰，在今天可以識見但無須糾結其上下高低。重要的是破除技術的偏見和對“低審美”作品的認知，尊重藝術“表達工具的公平性”及對人性、良知與情感共知的前提。以“認清自己長短”的識見和把握各自本體的形式，去傳遞有真誠、有質性的表達，才能體現出本體的特征和價值的尊嚴。而各種含糊不清的挪用，在“網連天下”的便捷與公眾辨識度的提升，以及尊重藝術著作權的當下，程式化的愉悅、唯美、炫技的不真誠都難以認可之際，何況缺乏創作本體規律及唯技術無識見、無尊重的抄襲。

社會文明發展的包容與藝術相互的交融，并不等于讓無識見和缺乏道德自律的“病毒”過度侵襲。因而反省自身，堅守想象與創造的初心及時代生活之源的強大動力，以技藝支撐的高度識見和真誠的表達，才會韌行致遠，而彰顯繪畫表達的尊嚴。 （作者為藝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