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近代大規模工業化之前的人類歷史中創造出了獨一無二的輝煌文明，而君子人格作為這一偉大文明的理想人格之一，對中華民族的繁榮進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華民族的君子人格用它對天地、對歷史、對蒼生、對人生的溫情敬意，陶鑄出華夏文明既恢宏博大而又不失精微婉約的精神特質。撫今追昔，在新時代背景下如何凝合并升華我們民族的自覺意識？如何將這種自覺意識轉化成為影響現實世界的精神力量？對固有的君子人格予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著名學者、中央民族大學榮譽資深教授牟鐘鑒先生的新著《君子人格六講》就從理論建構層面給我們展示出新的君子人格所應具有的內涵，對于時代精神的彰顯和涵育具有重要意義。

牟鐘鑒先生在其新著中集千古之智識，針時代之膏肓，構建起“君子六有”的理論框架。所謂“君子六有”，是對傳統儒學“五常”“八德”的發展和轉化，它具體包括6個方面的內涵：“一曰有仁義，立人之基；二曰：有涵養，美人之性；三曰有操守，挺人之脊；四曰有容量，擴人之胸；五曰有坦誠，存人之真；六曰有擔當，盡人之責。”現代工業社會發展不可避免會造成人的異化，牟鐘鑒先生針對這一問題力圖從以上6個方面重建人的主體性，進而在人的主體性基礎上重建民族的主體性。所以，六有君子既是凡圣相須的個人理想人格，又是群己共成的社會理想人格。

牟鐘鑒先生建構凡圣相須的個人理想人格，力圖解決現代社會中人的身心如何安立的問題。自凡（實然層面）論之，則需遂生；自圣（應然層面）論之，則需制欲；既得遂生，又不縱欲。深研遂生而不縱欲這一論斷，其立論的知識基礎是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這已與傳統人性論的知識基礎有了精粗之別。現代自然科學清晰地找尋出人從大自然中逐步衍化的歷程，從而深刻地認識到人本身具有的動物性。這一動物性是抹殺不掉的，所以一味地強調理欲相戰，希求通過禁欲復反到至真純善之境的思路是有問題的。人欲本身并不是惡，不對人欲從價值層面予以范導——即“制欲”，任其泛濫蔓延才會造成惡。而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則對人的社會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社會化的本質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依賴理念、制度、風俗、技術、器物等支持來成就人和完善人的。對于文明的向往和需要——即“遂生”——是人的本質所內蘊的。牟鐘鑒先生指出：“人有向善之性，而無必善之理。”正因為我們作為普通人內心始終存在著超越自己的局限、不斷完善自身的情結，所以說“人有向善之性”；也正是因為人作為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容抹殺其動物性的事實，決定了對人欲予以范導的必要，而范導一旦缺位或失靈則必將導致放辟邪侈的惡果，所以說“人無必善之理”。

牟鐘鑒先生建構己群共成的社會理想人格，力圖解決民族復興所需的道德基礎的問題。于己的層面，人人各進其德、各施其才、各配其位，是為“立己”；于群的層面，形成一個匯聚各階層各行業的君子群英，以君子群英的嘉言懿行推動全社會形成良風美俗，是為“立人”。牟鐘鑒先生提出的“君子群英”，是一個極富啟發性的概念。君子群英既能立己，又能立人，立己為個人之獨業，立人為民族之共業，修獨業以推動良風美俗，修共業以造民族復興之命。正如他所說：“社會健康發展需要仁義君子，而各階層各行業的仁義君子必須自覺堅持涵養或修養文明人性，才能肩負起國家人民交付的重任。”

書中還提煉并展示出了時代精神和理想人格之間的體用關系，這也為當下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了方法論的啟迪。我們知道，每個族群在自身的歷史進程中都會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理想人格。理想人格將族群的價值理想予以具象化和符號化，范鑄出一批又一批兼備智仁勇毅，又能日新不已的生命個體，從而將價值理想的強大力量予以彰顯。所以，理想人格是連接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的舟筏津梁，也是承載文明基因的重要手段。時代精神需要理想人格來承載和實現，而理想人格則彰顯并涵育時代精神，兩者是即用見體且即用成體的關系。

牟鐘鑒先生的文字不僅富含理義，更蘊具深情。在《君子人格六講》中，他對父親牟廣熙先生的事跡進行了介紹，讀之頗令人感動。廣熙先生秉性忠厚孝友，研述仁義之道，誠為鄉賢君子，其言行和著作足以為當代新鄉賢文化的建設提供有益借鑒。《君子人格六講》先敘以哲理，再輔以史事，不做媚時語，不做高深語，頗合古人著述言近旨遠之法，今人立言誠當取為楷式。

（作者系山西大學新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