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與方大曾雙峰并峙、二水分流。一個長于文字，一個長于攝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書。”這是新聞史學家方漢奇先生應邀為方大曾紀念室落成時寫下的一段評語。對于范長江，大家耳熟能詳，方大曾是誰，我們只知道他是第一位報道盧溝橋事變的中國記者，他的其他事跡就不太為人所知了。本文介紹了他報道綏遠抗戰的一段經歷。

1936年六七月間，方大曾受聘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星期刊》《生活日報》特約記者，負責撰寫旅行通訊，沿平綏線西行實地探訪，將一路所見所聞，以圖文結合的形式介紹給讀者。在采訪過程中，他察覺到日本對中國西北的覬覦和威脅，“日本要伸展他的勢力于陜甘寧青以至于中國的極西部——新疆，我們可以直覺地看到這是對中國進一步的侵略，以并吞整個華北和西北。”

方大曾的擔憂很快成為現實，1936年11月，在日本關東軍策動下的偽李守信、蒙古德王及王英的“大漢義軍”向綏遠興和、紅格爾圖等地發起進攻，傅作義率領的晉綏軍奮起抵抗，綏遠抗戰爆發，經過紅格爾圖、百靈廟和錫拉木倫廟三次重要戰役，晉綏軍大獲大勝。這是全面抗戰爆發前中日一次較大規模的較量。

戰爭一開始，方大曾就收拾好行裝，以中外新聞社記者的身份再赴綏遠，到前線上去把戰爭真相告知公眾。在43天的行程中，全面報道了綏遠抗戰，拍攝照片數百張，寫出了《綏遠軍事地理》《綏東前線視察記》等多篇很有影響的戰地通訊。《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也帶領十幾人的新聞代表團赴綏遠前線慰問采訪，他回憶：“被人稱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們朋友心里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聯想起許多在綏遠以前關于‘方大曾’的印象。”“在書刊上，我們常常看到‘小方’的作品，他對于題材的選擇和對于時間性的謹嚴，都是引起朋友們注意的地方。”

在綏遠，與范長江等人相遇，方大曾應邀到《大公報》駐綏辦事處做客，并一同采訪。他們采訪晉綏軍騎兵第七師師長門炳岳，也多次與綏遠省主席、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將軍見面，談論綏遠抗戰的意義、特點。方大曾和范長江等人從集寧起程赴紅格爾圖采訪，這里是綏遠主要戰場之一，方大曾與騎一師第二團團長張培勛晤談，并一起吃著四兩重的饅頭和鹽水煮土豆。方大曾登上東山坡拍攝紅格爾圖全景。不遠處，被野狗啃食的匪尸，僅剩下頭連著脊梁骨，還有窮苦百姓正在剝匪尸的衣服，方大曾拍下了這駭人的一幕，并且在《綏東前線視察記》中寫道：“有些完整的尸體，窮困的老百姓們，還正在剝他們身上的軍衣，等衣服剝完了之后，就立刻跑來幾只狗，它們又發現了新的美餐。戰爭是這樣的殘酷，然而瘋狂的侵略者，則拼命地在制造戰爭。”

1937年新年剛過，方大曾和范長江一行去了隆盛莊、豐鎮、興和等地，寫下了《集寧見聞記》《綏東前線視察記》《興和之行》等報道。方大曾登上興和縣城的山坡，感慨“大好河山之格外壯麗”，“中國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倫，打到承德，直進到東三省去！我們對于這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抱著絕對勝利的把握，因為在失去了的國土上，還住著我們的同胞”。

為了解更多綏遠的情況，方大曾決心越過大青山，經烏蘭花、百靈廟等處，橫穿一段“后草原”地帶，這些地方大部分是蒙漢雜處，同時又是王英偽匪曾經攻陷和蹂躪過的地方，自戰爭平定后，還沒有新聞記者到那地方去過，他認為“這是很值得去冒一次辛苦的旅行”。他告別了范長江一行，對于這次告別，范長江寫道：“他（方大曾）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馬翻陰山去陶林了。這是一次大膽壯麗的旅行。青年人的腦海中，只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危險和艱難，我們容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于常人不敢為之中。當夜我們已轉上南去大同的火車，我們才不見了他碩大美麗的蹤影。”（《沉靜了的綏邊》）

1937年1月17日，回到北平的方大曾沖洗、整理照片，陸續在中外新聞社和《世界知識》等雜志上發表。范長江回憶，這一時期“常常在報章上看到小方的作品，時效性強，題材選擇謹嚴。綏遠戰爭后，他主要是以攝影記者的姿態出現”。

（作者系河北省保定市方大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