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的濟慈”，一般人都很會把它與英年早逝的皖籍詩人朱湘聯系在一起，并認為這是魯迅送給朱湘的雅譽。學者陳子善2013年曾寫過一篇《“中國的濟慈”？》（收入《不日記二集》），專門就這一說法的由來進行了追溯。

據陳子善考證，“中國的濟慈”這一說法最早見于魯迅1925年4月23日致向培良的書信，后以《通訊》為題發表于同年5月6日開封《豫報副刊》，信文如下：

《莽原》第一期上，發表了《檳榔集》兩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刪去，而移第四為第三。因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沒人提他了——雖然是中國的濟慈。

從前后文語境看來，魯迅口中的“中國的濟慈”的確是“帶有暗諷之意的”，并非如羅念生乃至今人所以為的是對朱湘的“很高的評價”。陳子善還注意到，魯迅這一說法很可能來源于朱湘為聞一多《淚雨》一詩所作的“附識”：“《淚雨》這詩沒有濟慈詩歌……那般美妙的詩畫，然而《淚雨》不失為一首濟慈才做得出的詩?！?/p>

向培良的文章被魯迅刪去，后來投給了《京報》的另一周刊——《民眾文藝》，揭載于同年6月16日該刊第24號。此文正以《中國的濟慈》為題，只是署了“靜芳女士”這一筆名，且看作者說了哪些內容：

中國的濟慈，曾經作了兩首不朽的大作，第一首（我鄭重地介紹：這是二月四日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淚雨》）是“一首濟慈才做得出的詩”，而第二首（四月一日在京副發表的《大暑》）“自然算為最好”——因為這個原因，我稱他為中國的濟慈實在太不恭敬了，誠惶誠恐之至！

“一首濟慈才做得出的詩”與“自然算《大暑》為最好”，都是朱湘在“附識”中對聞一多詩歌的評價?！稖I雨》《大暑》均為聞一多的詩作。上文說《淚雨》刊于2月4日的《京報副刊》，發表時間應是誤記，實則發表于4月2日。《大暑》一詩的發表時間是4月1日，早于《淚雨》一天，這是沒有問題的。其實，朱湘的附識雖附于《淚雨》詩后，其評述的對象也包括《大暑》，故可看作是兩首詩的“附識”。如前所述，朱湘將《淚雨》與濟慈的詩歌進行了比較。他還認為《大暑》與白朗寧的《異域鄉思》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稱贊《大暑》“全詩中的美妙的描寫也是《異域鄉思》所要看了退避三舍的”。

雖然這篇文章通篇沒有提到朱湘和聞一多，但其寫作目的十分明確———不同意聞一多的兩首詩“應該作為中國青年必讀書第一，比任何先生所選的更為重要”。當然，順帶也有對朱湘識見的不屑與不滿。

這就是說，因為朱湘稱聞一多寫出了“一首濟慈才做得出的詩”，對此不以為然的向培良借題發揮，直接以《中國的濟慈》為題撰文，以表達不同意見。文章寫好后，本來準備投給魯迅主編的《莽原》，但被魯迅刪去。不忍割愛的向培良又將它發表在《民眾文藝》上。魯迅在給向培良的信中僅僅說這一篇“斥朱湘的”，不能完全算錯，然而并不全面。“中國的濟慈”的“雅稱”其實是向培良對聞一多的諷語，魯迅卻把它“贈給”了朱湘，這就讓人懷疑魯迅可能對向培良的文章有所誤讀，沒有搞清楚此文真正的“矛頭所向”。后人不及細察，想當然地以為“中國的濟慈”是魯迅對朱湘的美譽，于是它就“歪打正著”地成為這位詩人的最佳“徽號”了，這一點恐怕是魯迅當年所沒有預料到的。

（作者系揚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