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陳嘉庚初訪延安80周年。1940年5月，陳嘉庚一行訪問延安。80年前的這次探訪，改變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舊有印象，極大地提振了海外華僑對抗戰以及中國未來前途的信心，也是他人生重要的轉折點。在他的旗幟引領下，大量海外華僑華人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為支援抗戰、反對內戰、建設新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陳嘉庚（資料圖）

親往延安，一探真相

1937年，抗戰爆發。次年，南洋華僑抗日救國統一組織“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陳嘉庚任主席，積極以財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國抗戰。時至1940年，中國半壁江山已淪為敵手，抗戰正處于最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國難當頭，作為當時華僑界領袖的陳嘉庚決定組織并親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回國考察。1940年3月26日，陳嘉庚一行50余人抵達重慶。

陳嘉庚一下飛機，即向前來迎接的重慶各界人士及新聞記者闡明此行回國的目的：一是向抗戰軍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戰時國內狀況，帶回南洋向華僑報告，使千萬僑胞增加愛國熱心，以外匯財力資助祖國抗戰。至于慰勞行程，他鄭重表示：“第八路軍所在地延安，如能達到，余亦擬親往視察，以明真相，庶不負僑胞之委托。”

陳嘉庚的講話使國民黨當局十分不安，千方百計阻撓他的延安之行。百聞不如一見，陳嘉庚執意親往延安。由于陳嘉庚的堅持，在共產黨駐渝代表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的安排下，經毛澤東正式邀請，陳嘉庚的延安之行終得實現。

悉心考察，眼界大開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陳嘉庚在延安度過了他畢生難忘的9天。此間，他廣泛接觸各界人士，悉心進行考察研究，拜會毛澤東、朱德，并與財政、公安、司法各界負責人進行多次深入交談；參觀女子大學、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場及安塞鐵工廠、印刷廠；廣泛接觸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校友及歸僑男女青年。通過這些活動與接觸，他眼界大開，展現在他面前的延安，原來是這樣一個充滿生機的神奇世界。

一天午飯后，陳嘉庚到延安新市場散步，看到路兩邊有許多商店。人們告訴他，這些店大多是私人開的，陳嘉庚不相信。后來他問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資本?要抽多少稅?”南漢宸回答說：“資本有多有少。多的10萬、20萬，少的數十元、上百元。我們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邊區做生意，對他們辦的商店抽稅很輕很少。”陳嘉庚又問：“對農民怎樣抽稅呢?”“這要根據收成好壞來定。每季收入超過400斤的每百斤抽幾斤交稅，不到400斤的就免交。”這樣，陳嘉庚才逐漸改變了原來認為共產黨“有產必共”的看法。

陳嘉庚很喜歡和學生交談，對華僑或閩南籍學生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們談到邊區實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選舉村長、鄉長和縣長，陳嘉庚提出疑問：“老百姓不識字的多，不會寫自己想選的人的名字，怎么選舉呢?”同學們告訴他：“開選舉大會時，候選人都背對群眾坐在一張長桌子后面，每個人身后放一個碗。監選人按應選出的名額給每個選民發幾粒豆子，選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誰碗里的豆子多誰就當選了。這就是無記名投票。”陳嘉庚聽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風趣地稱之為“豆子選舉”，認為它體現了共產黨辦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風。

“夢寐神馳，撥霧見日”

訪問延安是陳嘉庚政治觀點發生根本轉折的契機。在此之前，他是堅決的“擁蔣派”，對共產黨不甚了解。然而，他為人正直，尊重事實，僅9天的延安之行，“實為別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共產黨的態度由懷疑轉為同情和信任。

經過走訪，陳嘉庚對延安和中國共產黨得出以下結論：一、沒有苛捐雜稅，不像國統區那樣捐稅多如牛毛：二、領導人廉潔，其工資標準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這同國民黨達官貴人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照；三、沒有乞丐、妓女和失業的人，人民生活過得去，不像國民黨統治區那樣民不聊生；四、領導人與人民群眾平等相處，不像國民黨統治區那樣等級森嚴；五、社會治安好；六、男女關系嚴肅；七、樸素成風；八、民主風氣好，縣長是民選的。后來他在《南僑回憶錄·弁言》中寫道：“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懷著“喜慰莫可言喻，如撥云霧而見青天”的心情，陳嘉庚熱情地向國內外宣傳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陳嘉庚回到重慶后在一次演講中說：“我以前對中國的前途并無信心，初到陜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親相愛，有如兄弟。刻苦耐勞從事建設，成績斐然。毛主席的辦公室設在一座窯洞里，布置很簡單……”

“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他走一路宣傳一路。一個無黨派愛國老人的公道話，使在國民黨嚴密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和華僑華人耳目一新，受到極大鼓舞。

1949年，陳嘉庚回到祖國，并應毛澤東之邀，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