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幕發生在2014年9月19日晚間，一百多名文化記者風塵仆仆地從全國各地來到云南省云龍縣采風，一走進下榻的酒店大堂，撲面而來的竟是滿室茶香——“大家趕了一天路，辛苦了，先喝一杯茶，解解渴，潤潤喉吧……”說話的是云龍縣的女縣長，名叫段冬梅。

這顯然是主人精心安排的一場茶會，圍著大堂分別擺開十多個茶桌，沏好香茗，靜候客來：有綠茶、紅茶、烏龍茶、普洱茶，還有當地特產青刺尖茶，頓時讓遠道而來的客人們感到親切而暖心——是啊，云龍太偏遠了，從大理市轉乘大巴開往云龍，走了三個多小時彎彎曲曲的山路才到縣城，所有人都是又累又渴，一杯清茶入喉，頓覺神清氣爽。哦，好茶啊！

眾人隨意落座，便跟茶人們聊開了。我就近坐到一個年輕小伙子的茶桌前，端杯品飲，竟是非常地道的鐵觀音風味。我有點驚異，問道：“你們是經銷福建茶的嗎？”

“不是，這里的茶都是我們云龍自產的。”小伙子笑著答道，“當然，我們也請了安溪的師傅指導制茶。他們說，云龍的茶青比安溪的還要好一些。”這個回答頓時引發了我的興致，畢竟鼓搗茶文化近三十年，我對各地茶情略有知曉，卻從沒聽說偏遠的云龍也產茶，更沒想到還能出產這么地道的鐵觀音。我問小伙兒：“說說看，你的茶好在哪里？”小伙子立即滔滔不絕地給我講開了：“我們云龍到處是高山深谷，云霧繚繞，云龍這個名字，就來源于古書上的一句話：‘瀾滄江上夜覆云霧，晨則漸以升起如龍。’云霧多，好茶就多。再說，我們這里的茶園，都生在高山上。那天，來了個臺灣茶人，他說臺灣的茶生長在海拔800米以上，就叫高山茶了。我說我們的茶都生長在海拔2000米以上，我有一片茶園生長在海拔2600米，我們才是名副其實的高山茶。”我聞聽不禁心生疑問：“茶樹并不耐寒。這么高的海拔，冬天不會凍死嗎？”小伙子說：“我們這里的茶園，每一個都經過九死一生的考驗，都是反復篩選出來的耐寒品種。我們還請來專家進行科學指導，這才選育出適合高山氣候的耐寒茶樹。”小伙子說到這里，禁不住眉飛色舞起來，“我們的茶樹，要是趕上下雪，白茫茫一片，漂亮極了——高寒的天氣，把所有蟲子都凍死了，所以我們的茶樹根本不用打藥，用的都是農家肥，絕對生態環保！”說著，他又遞上一杯新泡好的紅茶，“侯老師，希望您有空到我們茶廠看看，我們的茶園美極了！”

這是一個不能拒絕的邀請，我自然要答應；但我也知道，這又是一個很難兌現的約定。不過，眼前這個醉心于茶的年輕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由此把他記住了：云極茶廠的周仁翔。

我正在這里與小周聊得火熱，有人過來拉我去到另外一個茶桌，說是段冬梅縣長聽說我是“茶文化專家”（自然是加引號的），一定要跟我談談。談什么呢？當然是談茶——這個段縣長，看上去年紀不過三十出頭，精明干練，思路清晰，說起云龍的茶業來如數家珍。她說，我們云龍的茶園，離天空最近，可是離市場卻很遙遠。你們來自四面八方，一百多位文化記者，每個人寫上一句茶，我們就離你們的城市近了一步。我們云龍縣是國家級的貧困縣，沒有工業，過去還能搞林業，現在國家不讓砍樹了，我們就只能靠大山里的特色農產品讓農民脫貧致富。今天請大家來品茶，就是想拜托大家，把我們大山里的信息帶出去，告訴你們那里的朋友們：云龍茶，很不錯！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產自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云霧中，我們的茶園是離天最近的……

她的話，是對著我說的，也是對在座的諸多記者說的。言辭之懇切，聲調之動情，令所有在場的人都怦然心動。我接過段縣長的話頭說，剛剛品了云龍茶，感到非常震驚。除了茶品上乘之外，我對這里的茶人勇于探索，改寫茶葉栽培歷史、刷新茶樹高海拔耐寒記錄的精神，對他們付出的艱辛以及他們對茶的真摯感情，心中充滿敬意。我想向這次采風活動的主辦方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能不能多給我一兩天時間，讓我專門去走訪一下云龍的茶園，畢竟這是舉世罕見的“離天最近的茶園”啊！

段縣長當場表示歡迎。但大理州的主辦方卻面露難色，說采風的線路和站點都是早已商定的，下一站已經在等候，這一次只能在云龍停留一天時間。“今晚的這個茶會，都是特意安排的新項目。照理說，大家趕了一天路，應該讓大家早點歇息的。”此言一出，聰敏的女縣長立馬接過話頭，一是對主辦方表示感謝，二是對大家犧牲休息時間前來參加茶會表示謝意。然后，她把臉轉向了我，說：“您這樣的茶文化專家，難得到我們云龍來。我們回去研究一下，要讓你們經常能來云龍！”

轉天，就在我們離開云龍縣界之前，段冬梅縣長將他們研究的結果交到了我的手上，那是一本紅色封面的大開本聘書：我和北京日報的資深茶友陳戎女士，一同被聘為“云龍縣茶文化顧問”。

這實在太意外了——當我從段冬梅縣長手中接過聘書的當兒，我分明感到云龍一下子“住進”了我的心里——我在心中默默許下一個心愿：云龍，我一定會再來，我要踏訪這里的高山茶園，要讓更多的茶友知道：云龍雖遠，但這里的茶離天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