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數據分析，經濟復蘇短期可期，但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隱憂值得關注。

長期看，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受低附加值和高成本雙重制約；消費提振受制于收入預期和分配差距；同時，面臨投資增速趨緩和邊際報酬率遞減，以及全球高杠桿與經濟衰退并存現狀。

因此，現有宏觀調控模式在應對中長期風險等方面有待改進。為應對新發展階段的全新挑戰，實現雙循環發展，宏觀調控要避免“三化”，并為經濟社會領域協同改革、協調發展創造條件。

首先，避免宏觀調控微觀化。與以往相比，當前經濟在復蘇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障礙是社會成本和交易成本迅速增大，而且呈現中長期化的趨勢，如疫情防控帶來的額外成本，產業鏈、供應鏈改變帶來的交易成本，投資和消費行為轉向收縮帶來的供給成本等，都呈明顯上升勢頭。在這種高度不確定性的宏觀環境下，企業預期模糊、不穩定，其創新活動就會大幅度收縮，經濟附加值也難以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微觀主體成本的減負政策措施和創新的激勵措施只具有臨時效應和局部效果。好比池塘的水出現了問題，而只是針對一條條魚去施救，其效果是有限的。這時候需要的是換水，改變魚生存成長的環境。也就是說，只有對沖公共風險，降低公共風險水平，微觀經濟活動才會舒展開來充滿活力，經濟循環暢通才有動力。

同時，面對宏觀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宏觀政策要更加注重調節“虛擬變量”，如投資預期、消費預期、營商環境預期等，把改善企業預期置于宏觀調控的中心。應把宏觀調控政策納入法治化軌道，納入改革方案當中，更有利于對沖公共風險，注入確定性，為市場主體提供自救和創新的預期。

其次，避免宏觀調控地方化。在中央應對疫情沖擊的“六?！本C合部署中，既有宏觀調控的內容，也有社會支持的內容。對于社會支持政策，在社會一體化不夠的條件下，無疑更多地要依靠地方來落實，如基本民生保障；而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則更多應由中央來實施（不只是決策）。從中長期來看，宏觀調控地方化，可能強化區域之間的博弈，影響經濟要素、社會人口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并對相關改革產生妨礙，可能導致更大的公共風險，引發市場的疑慮。對此應高度關注和重視。

再次，避免風險防范的避鄰化。避鄰效應是指居民和地方因擔心一些建設項目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資產價值帶來風險，從而集體反對。在宏觀調控中也存在類似的“避鄰化”傾向。如，各部門和地方對問題、風險和成本的局部考慮、本位思維和風險規避傾向，導致各級各部門都在避免問責，而不是在擔當風險。因此，我們要避免風險防范的避鄰化。

最后，宏觀調控要助力經濟、社會領域的協同改革。從長期可持續發展來看，當前迫切需要塑造“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體制載體。為此，宏觀政策要更多地考慮人力資本的積累及其機會公平，并為此創造條件，促進效率與公平的長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