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壯舉，始于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勝利完成，從20世紀30年代（具體時間1936年8月以后）開始，便有描寫長征的各種題材的圖書陸續出現，較早的，國內出版的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被看作是“黨內最早向外界介紹長征的第一書”；但由國外作者寫作長征題材較早的圖書，則當推埃德加·斯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而且，在收藏界和圖書文物研究中，一般把《二萬五千里長征》，看作是“長征第一書”。

在重慶發現的初版《二萬五千里長征》

圖書發現的曲折過程

20世紀30年代，黎明書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史諾著、汪衡譯的《二萬五千里長征》，30多年前，寧夏博物館多年從事近現代革命史料和文物的征集研究工作的何新宇先生曾在其父親的老部下家中看到過此書，但未及收藏而轉到他人手上。幾經周折，他才找到了這本書的新主人。

一位陜西軍旅收藏家在研究過程中，也得知黎明書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過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征》。為收藏到此書，也曾費盡心血。當他得知寧夏的這位何先生希望他能收藏此書時，他便專程趕赴銀川，購得此書。后據媒體報道，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征》最終入藏于寧夏博物館……

據考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著者史諾就是埃德加·斯諾。譯者汪衡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1993年1月去世，曾任原國家出版局版權處處長。1936年底至1937年，埃德加·斯諾把自己在陜甘寧邊區所聽所見寫成多篇通訊，首先在英美報刊上發表。汪衡以斯諾分4期發表在美國亞細亞雜志上的《長征記》為主體而翻譯編寫了兩本書，一本為《毛澤東自傳》，一本為《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兩本圖書均由黎明書局發行。

現藏于寧夏博物館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關于版本的情況

《二萬五千里長征》是32開豎排本，長18厘米、寬12.5厘米、厚0.4厘米，共67頁。圖書封面正中偏右為紅色長方形底色，用白色楷書豎印書名，顯得非常醒目。書名下方是一排前進著的紅軍隊伍，與上方的五星被一段向西、再向北、再轉向東的路線標識圖相連接，寓意為工農紅軍長征后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封面的右上方豎印“史諾著·汪衡譯”紅色字，書的下方從右至左印有“文摘小叢書”“黎明書局經售”紅色字。書的右上角用毛筆寫著繁體字“劉載銘”，下用藍色長方印章蓋“同學捐贈”，封面中間蓋有藍色菱形印章“貴陽省立貴陽中學校圖書室”，表明當時是一位叫劉載銘的同學捐贈給學校的，扉頁印有“1938.1.1初版”。封底為“紅軍長征路線圖”，包括長征開始時間及所經地區等。目前，此版本國內僅存幾本。從史料價值講，歷時多年，能在民間完整保存下來，實屬不易。更珍貴的是，這本書是貴州省革命烈士劉載銘的遺物，它的遺存也有紀念意義。

據2011年4月17日《重慶晚報》報道，重慶的一位資深藏書人曾從舊書攤里淘到過一本《二萬五千里長征》。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藍勇所長認為，這本書是《二萬五千里長征》初版，是此書第一次在重慶發現。遺憾的是，這本書缺失了封面，扉頁線框內上方印有“史諾著·汪衡譯”，下方內套小線框內印有“1938.1.1出版”“黎明書局經售”等文字，裝幀設計都比較簡潔質樸，其內容與藏于寧夏博物館的那本《二萬五千里長征》版本內容相同，可以確信，此書是國內僅存的幾本《二萬五千里長征》之一，實屬珍貴。

《二萬五千里長征》初版10年后，1949年曾由文孚出版社再次出版，書名仍為《二萬五千里長征》，作者也是史諾（斯諾），但譯者卻是天明，該版本很少被人提及和關注。

內容和史料價值

《二萬五千里長征》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艱苦歷程，有些內容比《西行漫記》還要詳細具體，是研究紅軍長征非常重要的文獻史料。從寫作閱讀的角度看，這本書體現了客觀、嚴謹、平實的風格，給讀者帶來的是新奇、富有生氣和力量的閱讀體驗。

書中的長征目次全部用豎式排列，從右向左依次是“寫在前面，在長征以前，長征的第一階段——從江西到貴州邊境，長征的第二階段——從黔邊到遵義，長征的第三階段———從遵義到揚子江，長征的第四階段——從會理到四川，到達了新的根據地。附錄，紅軍第一軍團西征旅程記。”

“紅軍第一軍團西征旅程記”詳細標示了紅軍長征出發的時間、所經地點和里程。因此專家分析，《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中國國內出版的最早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

《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發現，其版本的演變及內容的珍貴的史料價值，成為我們今天研究長征的第一手材料。這本書因為被發現的歷史過程和被賦予的歷史內容，已經超越了時間的界限，文本本身也成了歷史的敘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