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錢鐘書”與“唐詩選”這兩個名詞碰撞在一起時，帶給萬千讀者的該是怎樣的興奮與激動！即使最資深的“錢迷”此前也不知道，作為《宋詩選注》的作者和社科院文學(xué)所編《唐詩選》的重要參與者，錢鐘書竟然還有一部屬于自己的“《唐詩選》”。這是在《錢鐘書手稿集》之后最新公開出版的錢鐘書遺著，而“父選母抄，圓圓留念”（錢鐘書題語），與“我們仨”都有所關(guān)聯(lián)的產(chǎn)生背景，更是為全書增添了一份傳奇色彩。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原副總編輯周絢隆首先向?qū)W界介紹了此書。他的文章見于《讀書》2020年第11期，也被作為此書的《出版后記》。周絢隆在文章中有這樣的說法：“由于不抱商業(yè)目的，也不是組織干預(yù)，所以這是一部非?！S性’的選本。”“隨性”這個詞在這里用得極好，和“隨意”比起來，顯然溫和了許多，也更符合實際狀況。讀完全書，就會發(fā)現(xiàn)作者的“隨性”之處非常明顯，具體來說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是并不深究文獻真?zhèn)蔚膯栴}。錢鐘書是以《全唐詩》為底本，圈定篇目后讓楊絳抄錄的。而清編《全唐詩》，現(xiàn)今看來其實是一部錯訛不少的唐詩總集。錢鐘書對此當然非常清楚，他在《宋詩選注序》中就說《全唐詩》有“錯誤和缺漏”。但在圈定唐詩篇目的時候，他對書中這些錯誤卻無意深究。例如賈曾名下錄有《有所思》一首，是將劉希夷《代悲白頭翁》中的十句截取出來稍加改換而成，應(yīng)該屬于同詩異傳，但書中還是都收錄了，這或許是錢鐘書希望便于對照。

二是某些詩人選篇多少與通行看法差別較大。例如全書中選白居易詩184首，入選數(shù)量居于首位；選杜甫詩174首，緊隨其后；但李白詩就只有23首。這個數(shù)目不單無法與白居易和杜甫相比，還在張祜、陸龜蒙、施肩吾（均為31首）等唐代二、三流詩人之后，這與李白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

三是對入選篇目的取舍也與很多選本頗有不同。以所選杜詩為例，錢鐘書確實選了很多杜詩名篇，如《望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麗人行》《蜀相》等五七言古律詩，但對《秋興八首》就只選錄了其中的第一首。而《秋興八首》是杜甫晚年七律組詩中最富有典范意義的作品，也是精心構(gòu)思而成的完整統(tǒng)一的藝術(shù)整體。以174首的容量卻未能選錄全部，確實讓人覺得有點遺憾。相比而下，錢鐘書對于成就相對較低、歷來不太受稱贊的杜甫七絕倒是圈定了好幾首，其中就包括這樣一首《少年行》：“馬上誰家薄媚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平心而論，這確實不算杜詩中的佳作。

四是不僅收全篇，也收殘句斷句。例如裴說的“讀書貧里樂，搜句靜中忙”，潘佑的“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藉”，薛濤的“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fēng)”等。一般來講，選本不太有這種做法。因為在中國古代的批評形式中，針對“句”的層面有兩種專門的類別，那就是分門別類編排佳句的“秀句集”和隨興摘錄佳句的“句圖”，選本所選的基本都屬于全篇。

五是書中收錄的個別作品嚴格來講不能算是詩。作為一代之總集，《全唐詩》的收錄范圍很廣，包括謠諺、酒令、詞作等，那是屬于“網(wǎng)羅放佚”的做法，當然并無不可；可是具體到選本而言，一般都應(yīng)“刪汰繁蕪”。但《錢鐘書選唐詩》中倒數(shù)第二首是“裴度語”：“雞豬魚蒜，逢著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边@可以說是唐代諺語，相當于現(xiàn)代的“順口溜”。全書最后一首是曹著的蛙謎：“一物坐也坐，臥也坐，行也坐?！卑凑铡段男牡颀垺分械奈捏w分類，二者大概都可歸入“諧隱”類而不是詩歌類。

我指出以上這些情況，絕非對錢鐘書的指責(zé)和挑剔。試想以錢鐘書的學(xué)問水平，要想編一部唐詩選本，那真是“酌蠡水于大?！保ń?/p>

用李清照語）。多一部少一部出版的遺著，對他的學(xué)術(shù)成就和聲望，也沒有太大影響。與此同時，更不是對《錢鐘書選唐詩》這部書的貶抑。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的編輯們持學(xué)術(shù)之公心，以認真負責(zé)的態(tài)度整理出版錢鐘書這部遺著，是對錢鐘書最好的紀念方式。我要說的，是想厘清對于此書性質(zhì)的認識，更利于讀者的閱讀和使用。究其根本，這原本是錢鐘書特意為妻子圈定的唐詩閱讀篇目，再由楊絳本人抄錄成冊的一部書稿。說它是《錢鐘書選唐詩》，當然可以講得通；但假如不嫌啰嗦，依照明清坊刻本唐詩選這類書的題名先例，叫作“錢鐘書圈定楊絳抄錄唐詩”，倒是更切合此書實際?，F(xiàn)在的封面上，“錢鐘書選唐詩”書名之下，就是“錢鐘書選、楊絳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編輯部整理”這樣的責(zé)任者署名方式，堪稱中肯妥當又頗具策略的處理方法。這部書其實是一部抄錄而成的唐詩讀本?！白x本”與“選本”二者之間，終究還是稍有不同的，因此原稿到底算不算通常意義上的唐詩選本，似乎還有可商量的余地。事實上，這類唐詩讀本在中國古代曾經(jīng)很常見，其淵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徐俊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前言》中指出，在寫本時代，“流傳更多更廣的是規(guī)模相對短小、從形式到內(nèi)容均無定式的傳抄本”。唐人把這樣的詩歌傳抄本普遍稱為“詩卷”。以后世的標準來看，唐代詩卷少部分可以視為詩集，但多數(shù)只能稱之為準詩集。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唐人選唐詩（十種）》中所收錄的唐詩寫本殘卷，后來傅璇琮等《新編唐人選唐詩》中將其剔除，因為就現(xiàn)存部分而言，這只是“唐人抄唐詩”而不是“唐人選唐詩”。楊絳所完成的這個稿本，其實也是中國古代傳統(tǒng)抄錄方式的現(xiàn)代顯現(xiàn)。

北京大學(xué)葛曉音教授在此書出版分享會上講得很好：“錢先生的選詩不是一個任務(wù)，不是像我們今天做選本的考慮，要根據(jù)每個作家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估量這個作家選多少、這個作家是否入選，數(shù)量怎么平衡等等，都要反復(fù)考量。我想，他主要是從作品出發(fā)，看到哪首有興趣，挺好，他就選了?！倍鴮τ阱X鐘書的選篇興趣，葛曉音從重中晚唐、重創(chuàng)新、重人之常情三個方面予以分析，所論非常有見地。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說到錢鐘書的個人興趣，他對活潑圓快、聰明輕巧、風(fēng)趣幽默的詩似乎比較喜歡，《宋詩選注》中就透露出這種意味。雖然是個宋詩選本，編選者好像更欣賞宋詩中偏向唐音的那類作品，而對最典型的宋調(diào)關(guān)注得反而少些。他在《宋詩選注》中對陸游、張耒的肯定，和圈定唐詩時對白居易的肯定是出于相同立場。

講到這里，似乎可以下個簡單的按語：對于錢鐘書和楊絳來說，讀書是工作更是消遣娛樂，是他們基本的生活方式。錢鐘書圈定的唐詩中頗多情韻俱足的佳作，也有不少詼諧逗樂之作。如裴玄智監(jiān)守自盜，偷了寺廟黃金逃走時的題壁詩：“將肉遣狼守，置骨向狗頭。自非阿羅漢，焉得免得偷?！边€有《嘲劉文樹》《嘲張祜》和包賀的《諧詩逸句》等，這顯然就是因為這些詩好玩?！巴鎸W(xué)問”這種說法，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是對學(xué)術(shù)的漫不經(jīng)心和不負責(zé)任，但放在

錢鐘書身上，那就是人與道俱、揮灑生春。試想他們老夫老妻終日相伴相讀書，抄到這等有趣的詩，楊絳定然會像年輕時讀新出爐的《圍城》一樣，“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他們對待書，就像宋代李清照與趙明誠樂于飯罷賭書飲茶一樣，“甘心老是鄉(xiāng)矣”。這部書稿，正是他們夫妻倆歲月靜好、情久彌真的寫照。從成書過程來看，這也是錢鐘書所有著述中唯一一部與“我們仨”都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書稿。錢鐘書、楊絳以特殊的合作方式完成了這個唐詩抄錄本，并想把它留給女兒錢瑗作紀念。因為錢瑗不幸早逝，書稿后來送給了錢鐘書老師吳宓的女兒吳學(xué)昭?？梢哉f它濃縮和見證了“我們仨”之間帶著飄逸書香的那份真摯情感，也寄托了一對知識分子夫婦對女兒的真切思念。

說到此書的意義和價值，不妨還是從手稿中透露的消息著眼。楊絳手稿中所用的書名“《全唐詩錄》”，倒是更切合全書原貌。對于普通讀者而言，正不妨把它當做一個《全唐詩》的再選本——《全唐詩錄》來看待。這部書選了唐代308位詩人的1997首作品。相當于《唐詩三百首》體量的六倍半，相當于社科院文學(xué)所《唐詩選》的三倍還有余。全書不僅選篇宏富，而且印刷精美，編輯還增加簡明切當?shù)氖咳诵骱驮姼枳⑨專F(xiàn)今電商時代，購置起來更是方便易得。唐圭璋在編定《全宋詞》后，還完成了一部《全宋詞簡編》，方便讀者在較短時間內(nèi)相對全面地了解宋詞風(fēng)貌。而今《錢鐘書選唐詩》一書，正好可以起到類似作用。讀者盡可以把它當作老輩學(xué)者沉潛玩味典籍、讀書點書抄書后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財富，而未必要從字里行間層層爬梳，對照《錢鐘書手稿集》等來發(fā)掘錢鐘書的詩學(xué)思想。以“持平常心，讀平常書”的態(tài)度來對待它，可能比把它當作忽然發(fā)現(xiàn)的珍本秘籍要更好些。

該書對普通讀者的另一項重要意義是，它為民眾提供了當代古典詩歌抄本的絕佳范例。中國的抄本文化有著古老的歷史，幾乎與中國文明史同樣長度，這根本無需多言；但它的下限卻一直延伸到了當代，直至上世紀90年代后才被電腦打印和手機拍照所終結(jié)，卻容易為人們所忽略?；叵?970年代，在書籍流通不便、精神資源極度匱乏的時代大背景下，抄本居然獲得了最后一抹回光返照。就當《第二次握手》在知青中通過手抄本的方式廣為流傳并最終得以出版時，名滿天下的兩位老人，秉持著“萬人如海一身藏”（蘇軾詩句）的生活態(tài)度，在北京的小小書齋里安靜地圈定和抄錄完了近2000首唐詩。雖然他們抄錄的唐詩與《第二次握手》分屬于古代詩歌與當代小說的領(lǐng)域，抄錄的動機也很不相同，但都是文學(xué)作品當代傳抄的有趣范例，代表了當代抄本文化的兩極。其實老輩學(xué)者很多都有這種抄錄書籍的良好習(xí)慣，例如與錢鐘書為社科院文學(xué)同事、并曾共同參與《唐詩選》選注工作的王伯祥，就在暮年抄錄《四庫全書總目》而成《書林蠡酌》共六冊。而楊絳從1983年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地抄錄唐詩，1985年起更是將此視為“日課”，直至1991年抄錄完畢，前后歷時8年之久。雖然平均起來每天的量并不大，但七旬老人有這樣的決心與毅力，依然令讀者為之肅然起敬。當數(shù)字化的洪流鋪天蓋地而來，人們提筆忘字已不是新鮮事時，這部抄錄完成的詩稿，可能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部有學(xué)術(shù)影響的唐詩手抄本。說得更遠一些，錢鐘書和楊絳所代表的那一批從民國走來的老輩學(xué)人，身上帶有濃重的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痕跡。他們本身就是20世紀上半葉風(fēng)云際會、古今中外交融時期的文化遺存。這樣的人，清代未曾出現(xiàn)過，今后也不可能再出現(xiàn)。人們對于這批學(xué)者和他們著作的關(guān)注，代表了對學(xué)術(shù)理想和文化傳統(tǒng)的守望與追求。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能將這樣一部書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與出版《宋詩選注》《唐詩選》一樣，都是做了件嘉惠學(xué)林的善事。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