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

為了避免“代孕退貨”和“代孕棄養”之類事件的重演，從社會價值重構入手，再造科技時代的倫理關懷，已成了必要之舉。

這幾天，鄭爽“代孕棄養”的新聞燃爆全網，再次讓代孕成為熱絡的公眾議題：代孕會不會使女性成為生育工具、代孕的商業化是否相當于變相的器官買賣和人口販賣、如何應對代孕的灰黑產業鏈…… 

這些話題的特殊性在于，人們對這些問題普遍找不到滿意答案以及解決方案。造成這種無力感的根本原因在于，代孕這種人工生殖技術的社會應用，存在一系列復雜的倫理困境。

首先，必須認識到，通過人工生殖技術實現代孕本身在倫理上的顛覆性與挑釁性。

從母親身份和母子關系這一最基本的道德關系來看，代孕行為本身是違背倫常的。其本質悖論在于：“代孕母親”孕育子女的目的是與之分離并喪失母親身份；委托人沒有或很少承擔生育負擔，卻獲得父母身份。

鑒于代孕帶來的倫理沖突與社會道德困境，我國的相關法規禁止代孕。雖然學術界不乏對有限放開代孕可能性的探討，但其倫理問題本身無法被回避。

實際上，明星代孕之類的“富人越線游戲”，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前些年，國內外就出現了“代孕旅游”等現象。在引發社會關注后，其中涉及的健康風險、生育權、性別不平等價值倫理問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各國在政策層面也做出了很多相應的改變。

近年來，代孕業產值一度高達百億美元的印度，開始反思代孕商業化的利弊并收緊了法律規制。允許無償代孕合法化的英國的倫理專家，也在呼吁通過全球協同治理制止對女性的剝削。

帶來這一轉變的原因有觀念層面的，如性別平等、對身體商品化的批判等，但更多的是源于對代孕負面影響的認知。

關注代孕的負面影響，從社會價值重構入手，再造科技時代的倫理關懷，已成了必要之舉。在此層面，應該尤其關注兩個方面。

其一是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特別是已經發生的代孕行為中代孕兒童的利益。這其中，不僅應該高度關注孕育期間代孕胎兒的權益，還應該考慮通過社會工作者和公共監護人等制度安排，使其權益得到實質性的保障。

其二是對灰色地帶的治理，特別是針對黑中介組織代孕、生殖旅游等現象，要加強輿論攻勢以倒逼綜合治理。這里面，要重點杜絕大學校園中的非法代孕招募，以及加強醫療專家群體的倫理與法律規制。

“代孕”不能想來就來，“棄養”更由不得任性。這些倫理底線需要被重申。

段偉文（中國社科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