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3日，《人民政協報·民意周刊》刊登了《沒有身份證的20年》一文，報道了一位曾經的大學講師，因在上世紀90年代出國留學被注銷戶口，回國后無法落戶導致20年沒有身份證的經歷。報道刊出后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同時也有不少有著相同遭遇的人與民意周刊取得聯系，希望能反映他們的訴求。

不久前，就有兩位“00后”姑娘專程來到報社，向記者講述了她們的經歷。和之前文中的主人公一樣，她們也是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但又有些不同的是，兩位姑娘都是“非婚生子女”，因種種原因，她們的落戶問題陷入困境，多年不能解決。

很長一段時間，“非婚生子女”因不符合我國生育政策要求，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無法取得合法身份。這一問題在2016年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決。2016年1月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規定：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戶口簿、結婚證或者非婚生育說明，按照隨父隨母落戶自愿的政策，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不過，這一政策看上去實施起來并不困難，但在實際操作中，仍有一些非婚生子女想要落戶卻并沒有那么容易。

“母親不配合，父親沒房產，我就不能落戶了嗎？”

出生于2000年11月的杜文霞，家住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杜文霞的父母都是北京本地農村戶籍，當年生下她和哥哥時，還未到法定結婚年齡，兄妹倆也因此成了“非婚生子女”。由于母親和奶奶的關系不好，杜文霞還沒滿月，母親就離開了家。此后，父親常年外出打工，杜文霞就一直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在兄妹倆上小學的時候，爺爺突然去世，奶奶改嫁，家里就只剩下她和哥哥兩人，每天饑一頓飽一頓地勉強度日。因為無人照看，哥哥在杜文霞10歲時意外溺水身亡。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自然也沒有人去關心杜文霞上戶口的事。

到了年齡之后，杜文霞上了小學。在她的印象里，農村學校管得不嚴，因為校長和爺爺認識，所以不需要什么手續就上學了。后來初中、高中也都是正常考上去了，直到高三臨近高考，老師才告訴杜文霞：因為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她無法報名參加高考。

無法參加高考的事實讓杜文霞難以接受。此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已經出臺，在了解了相關政策后，杜文霞找到派出所，希望將自己的戶口落在父親名下。但戶籍警察卻告訴她，由于其父名下沒有房產，所以不能給她落戶。

杜文霞家的房子都在爺爺名下，爺爺去世后房子有糾紛，現在處于凍結狀態，因此父親和她雖然住在此處，但卻是“無房戶”，杜文霞也就無法落戶。父親這邊的路走不通，杜文霞又去尋求親生母親的幫助。但母親早就有了自己的家庭，雖然條件符合，卻因為不想和他們父女扯上關系，堅決反對杜文霞隨她落戶。

母親的反對和父親的有心無力最終還是讓杜文霞錯過了高考。杜文霞說，那段時間她特別難過，甚至有些抑郁。臨近高考那段時間，她已經不再去學校，因為一聽到大家說高考的事，她就忍不住想哭。她不理解為什么自己一個簡簡單單想要上學的愿望，母親都不愿意成全她；不明白為什么上一輩的恩怨要讓她一個無辜的孩子來承擔。

雖然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難過和消沉，可杜文霞還是不得不面對現實，開始新的生活。但越是走入社會，她就越體會到沒有合法身份帶來的不便。

在朋友的幫助下，杜文霞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本來已經安下心來工作了幾個月，卻因為新來的領導得知她沒有身份證，而被強制要求離職。對此，杜文霞覺得十分委屈：自己明明干得很好，為什么要因為沒有身份證被辭退？后來再找工作，她就把自己的實際情況告訴對方。大多數時候仍然是碰壁，但偶爾也能找到一些臨時性的工作，不過都做不長。

這幾年，雖然之前上戶口的路被堵死，但杜文霞一直沒有放棄尋求新的解決辦法。每隔一段時間，她就會上網查查國家有沒有出臺新政策。每次得到一點消息，她就去認真打聽一下，再去派出所問問。但直到今年，她在戶籍警察那里得到的回復仍是：“你先去解決你家的房產問題，解決好了再來找我們。”最近，北京市擬為暫不具備市內遷移條件的本市戶籍人員設立“公共戶”，以解決他們的落戶問題。這讓杜文霞看到了一絲希望。但她查詢政策后發現，她這樣的情況并不在解決范圍之內。杜文霞很是失望。她多么希望“公共戶”政策能把像她這樣因無房而無法落戶的人也納入其中。

不幸的人生遭遇讓杜文霞一天天變得堅強，但她仍然期盼自己的戶口問題能夠早日解決，然后和正常人一樣，追求幸福的生活。

“父母都不配合落戶，我就應該被政策拋棄嗎？”

小葵（化名）是杜文霞在網上認識的朋友，兩個人年齡相仿，經常通過網絡聊天。而她們聊得最多的內容，就是相同的遭遇——同為“非婚生子女”，且至今不能上戶口。

小葵出生于2000年1月，父親是北京的一名退休干部，母親則是從浙江來到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父母在什么樣的狀況下生下了她，她不得而知，只知道因為“非婚生”，父親根本不認她，21年里，她從來沒有見過父親一面。只有她和母親兩個人在北京相依為命。

和杜文霞一樣，小時候的小葵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記憶中唯一的一次，是小學老師在班上提過她沒有身份證的問題。那個時候她還不懂身份證有什么用，只記得同學都說她是外星人。雖然順利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但好景不長。高一結束的那個暑假，《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出臺，小葵被學校勒令退學。學校告訴她，只要她辦好戶口，就可以立刻回來上學。從此，小葵就和戶口問題開始了長達5年的“斗爭”。

小葵去生父戶籍地派出所申報戶口，派出所告訴她，“需要父親同意，否則就不能落戶”“需要父親拿出戶口本和身份證原件”。但素未謀面的父親堅決不同意小葵隨他落戶，小葵母親也不同意她落戶。在小葵看來，母親拒絕她落戶，大概是因為當年母親不是出于主觀意愿生下她，所以不想承擔父親制造的后果。對此，小葵既落寞又無奈。

回想這些年的無戶口生活，小葵覺得是一種在困境中的折磨。

去年疫情期間，小葵像往常一樣想進理發店理發，卻被店員領到前臺掃健康碼。那一刻，羞愧、窘迫的情緒一齊涌上，小葵支支吾吾地說不出話來，只能用手不住地搓著衣袖直到變皺。因為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借口，小葵只能在他人異樣的眼光下落荒而逃。“我不是罪犯，卻東躲西藏。”小葵說，可能正常人很難理解這件事情，但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一直是她生活的代名詞。

5年來，小葵為上戶口一直在努力著。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市人口管理總隊反映問題、寫信、打電話、上訪，得到的總是這樣的答復：“你可以去上你母親那邊。”“我母親不同意。”“那是你母親制造的問題。”“我父親也不同意，你怎么不說是我父親制造的問題呢？”“你去做你母親工作。”“我沒有這個能力。”“那我們也沒辦法。”

小葵認為，作為一名中國公民，上戶口本來就是她的基本權利，可什么時候變成了她父母的權利，派出所的權利？于是，在落戶問題一直被各方互相推諉的情況下，2018年初，小葵將生父戶籍地派出所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派出所履行法定職責，限期為其辦理戶口登記。

2018年9月，一審法院判決，小葵因未能按照《北京市公安局關于印發解決本市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實施細則的通知》中的要求，提供本市一方父親或母親的《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非婚生育說明等證件、證明，因此駁回訴訟請求。此后，小葵又提起上訴、申訴，并向檢察機關提起民行監督申請，但最終都被駁回或不予受理。

難道因為父母不配合，就應該被政策拋棄嗎？小葵說，這幾年的經歷已經讓她不再奢望普普通通的大學生活，不再期盼著像個正常人一樣戀愛結婚，不再想象坐飛機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坐飛機一定是一種很棒的體驗。可以透過窗戶看見湛藍的天空和淡白的云層，可以想象著自己在天空中飛起來的感覺。就是不知道坐飛機的愿望何時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