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的李佩，是“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郭永懷的夫人，其最令世人熟知的是長期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英語教授，開辟了中國應用語言學研究的新領域。

其實，早在20世紀40年代風云變幻之際，李佩便在中國勞動協會（以下簡稱“勞協”）參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等諸多進步活動。

在勞協，開始接觸共產主義

1936年，李佩考入北京大學。全面抗戰爆發后，北京大學南遷，李佩也輾轉至西南聯合大學，在校期間曾擔任西南聯大學生會副主席。

李佩從西南聯大畢業后，于1942年到勞協工作，主要從事勞工福利與國際聯絡工作，后來擔任了勞協負責人朱學范的英文秘書。抗戰期間，以朱學范為代表的進步人士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動員和組織全國工人團結抗日而努力，并加入國際工人聯合會。

1942年，美國工會決定每年向中國、英國和蘇聯工會提供捐贈，以改善抗日戰爭中的工人生產生活條件。勞協利用這筆捐款，在重慶開設多所工人文化學校，舉辦工人福利社、診療所、托兒所等，李佩的工作之一就是負責工會經費的管理與使用。

由于李佩當時負責美國工會對華捐款的使用，得以和駐重慶的中外記者經常往來。這其中，就有新華社記者龔澎和她的丈夫喬冠華。1942年春天，龔澎生病住院，李佩到醫院探望，從此兩人成為朋友，開始在工作上有所接觸，并有機會出入位于曾家巖的周公館，開始為國共合作抗日而努力。龔澎見李佩對解放區工會的事情感興趣，便把《西行漫記》介紹給李佩，對李佩了解中國共產黨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李佩曾說：“我讀后對共產主義有了了解。”

龔澎的丈夫喬冠華彼時正在重慶擔任新華日報社國際新聞主編，主持國際專欄，經常以筆名“喬木”在《新華日報》發表每日評論，其中有討論共產黨代表是否應該參加國際勞工協會的文章。有一次，龔澎和喬冠華前去拜訪李佩，在獲知喬冠華就是“喬木”時，李佩便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諸如：解放區的工會是怎么樣的？鄧發在共產黨內是做什么的？喬冠華都一一作了細致的介紹。在龔澎和喬冠華等人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李佩積極協助將美國工會的部分援助款送給了解放區工會。

陪同朱學范與鄧發

參加世界工聯大會

1945年9月25日至10月3日，世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成立世界工會聯合會。李佩以朱學范英文秘書的身份一同參加了此次大會，并結識了解放區職工聯合籌備委員會主任鄧發。

當時，國際輿論和勞協都非常希望中國解放區工會代表參加會議，經過竭力爭取，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同意中國解放區工會代表鄧發出席。臨到出發時，鄧發沒來得及與朱學范等人匯合。朱學范考慮到鄧發對出國情況不熟，擔心發生不利的事情，便安排李佩沿途等一等鄧發。

鄧發從重慶飛經印度加爾各答，計劃轉機前往倫敦時，因故等候多日未能成行。9月23日，中國共產黨駐重慶辦事處張曉梅致函勞協常務理事兼書記長易禮容，希望勞協設法保障鄧發順利抵達歐洲。易禮容立即安排，并向鄧發、朱學范與加爾各答中國領事館分別發了電報。在給鄧發的電報中，易禮容寫道：“學范來電，請你速赴巴黎。關于赴英機票，請與中國領事館洽商。我將再電中國領事館協助。李佩在倫敦等你。”經多方努力，鄧發于9月30日飛抵倫敦。

此時，世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已經召開，朱學范便通知李佩先期離開倫敦，在巴黎等待鄧發。10月3日，李佩在勞協駐巴黎的旅館第一次見到了鄧發。見面后，鄧發要求立刻前往會場。李佩對巴黎街道不熟悉，便提出乘出租車前往。鄧發說：“我們搭地鐵的車去吧！在莫斯科，我就常搭地鐵的車。不要怕，隨我來。”原本朱學范安排李佩留下是為照顧鄧發，此刻卻是鄧發帶著李佩前往會場，此事令李佩感到些許不安。

10月4日，世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轉入世界工聯第一屆代表大會階段。鄧發在會上作了發言，他向全世界工人階級宣布了戰后中國工會的八項行動綱領，得到了與會各國代表的熱烈支持。由于大會沒有中國語與外語的同聲傳譯，朱學范便安排李佩將鄧發的發言現場翻譯成英語。會后，李佩還與朱學范、鄧發、陳家康一起到印度參觀六浦海員工會，到馬尼拉訪問并接見了華僑代表。

此番赴法參會，李佩得以與鄧發長時間接觸，加之閱讀了大量國內外報紙，使她加深了對共產黨政策的認識，對什么叫進步、工人運動最根本目的是什么、工人運動與政治的關系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曾談道：“在與鄧發的接觸中，對解放區的了解比之過去從《新華日報》上和共產黨的一些工作人員中知道的清楚多了。”“他的一些話，至今仍在我耳邊縈繞，啟發我的思想覺悟，教導我如何認識問題，指引我找到了正確的生活方向。”

為解放區婦女爭取權益

在巴黎期間，恰逢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發起召開國際婦女大會。由于時間倉促，且國民黨政府對婦女工作重視不夠，中國駐法大使館臨時指定李佩與李惠年、李獻敏、潘玉良、姜漱寰等10位旅歐婦女、女學生組成中國代表團參會。

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很早就注意到即將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但由于國民黨政府拒絕簽發護照，未能如期參會。此次大會成立了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和常務理事會，李佩和姜漱寰二人當選為常務理事會中國代表。理事成員中國占八個席位，其中解放區婦聯占三席，兩位為正式理事，一位為候補理事。

李佩在發言時，特別向主持人聲明，因為沒有中國解放區的婦女代表參會，包括她自己在內的中國代表團不能代表全中國婦女。回國后，李佩及時將大會文件和有關電報送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幫助中國共產黨了解大會情況。1946年4月，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提出候選人，由各解放區婦女團體選出蔡暢和鄧穎超為正式理事，丁玲為候補理事。

《職業婦女》雜志社曾在勞協工人福利社對李佩進行過專訪，李佩獨有的氣質迅速將記者吸引，報道中不乏溢美之詞：“正如國際婦女代表們給她那許多真實的夸獎，李女士充分表現著中國嶄新時代的一個女青年，已經有了四年多勞工福利行政的經驗，使她看出十分結實而又親和。”在提及當選國際婦女民主聯盟常務理事會中國代表時，李佩謙虛地表示：“將來我們國里如果另選出了人選，我們必須讓他們與我自己知道，對于這樣重大的使命，實在是嫌年輕，豐富的經驗才是值得重視的，所以我這次很希望我們的婦女界真正能夠聯合一致推選出一個很好的代表來去參加。”她還呼吁國內婦女界要對此次大會“有一個有力的反應”，采取實際行動提高我國婦女在國際上的地位。

與反動派作堅決斗爭

回國后，李佩在不同場合介紹了出國參會情況。1946年2月7日，國民黨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與中央團部女青年處舉行茶話會，李佩受邀在會上介紹了出席世界婦女大會的經過情形。2月20日，勞協召開座談會，李佩主持并介紹了參加世界工聯會議的經過、討論的各項議程等內容，會議記錄由俞平伯的女兒俞欣負責。

此時，國內形勢已與出國前發生巨大變化。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在較場口廣場舉行隆重集會。2月9日，朱學范主持召開了勞協參加集會的注意事項，李佩與易禮容等均參加了會議。易禮容特別向大會組織者提醒國民黨反動派準備破壞大會，要毆打民主人士和勞協工人。李佩堅決地說：“我們剛剛發表了23條對時局的主張。明天的大會，明知挨打，我們也要去。”

大會當天，李佩稍晚于勞協的隊伍到達會場，剛到會場，就碰見一位塔斯社記者朋友，打過招呼后，二人便站在一起，沒有繼續往前走。就在此時，國民黨反動派突然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進行毆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馬寅初等人和新聞記者及勞協會員60余人被打傷，這就是著名的“較場口血案”。會場發生混亂時，反動派看到李佩與外國記者站在一起，沒敢繼續行兇，李佩幸而躲過一劫。李佩曾回憶說：“較場口那次比較危險。發生慘案時我在場，那次郭沫若等人都挨打了。我也知道可能會打我們這些小蘿卜頭。”

血案發生不久，同年8月6日，國民黨重慶市總工會悍然武力“接收”勞協重慶分會及工人福利社，勞協干部和工人會員38人被逮捕，史稱“八·六事件”。為安全起見，李佩離開重慶前往上海。到達上海后，她向勞協工人福利部主任俞志英（后接替李佩擔任朱學范的英文秘書）談了“八·六事件”的經過，表示應該將此事件作對外宣傳。俞志英便按照李佩所談內容寫成英文稿，找到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主任湯遜讓，由其幫助對外發表。

在上海期間，美國工會負責教育的工作人員把李佩推薦到康奈爾大學工業與勞工關系學院學習。1947年2月，李佩赴美留學。留學期間，李佩仍然負責勞協在美國的聯絡工作。1947年秋，朱學范前往美國，李佩和著名記者愛潑斯坦協助朱學范在紐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揭露國民黨政府迫害勞協、摧殘工會運動的罪行。招待會后，朱學范同李佩進行了深度交談。交談中，李佩認為美國產聯和美國勞聯在美國對外政策上同美國政府的態度是一致的，戰后美蘇矛盾日益激化，由于勞協堅決同蘇聯等進步工會站在一邊，美國工會對勞協的態度已經改變。朱學范認為李佩對當時國際形勢的看法是比較清醒的。

1948年，李佩在美國與康奈爾大學教授郭永懷結婚。同年，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勞協加入恢復重建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實現了全國工人階級的大團結和全國工人運動在組織上的統一。

李佩在中國勞動協會5年的工作經歷，對其日后與郭永懷一道舉家沖破層層阻力投入新中國建設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回顧往事，李佩說道：“1942年我就到了重慶，到我離開重慶的幾年中，我是從對政治不太關心，到特別擁護共產黨。那幾年中發生的問題特別說明問題。”

（作者單位：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