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是湖南溆浦人，早年靠寡母含辛茹苦拉扯著讀完小學、中學后，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編輯。任職期間，工作之余他辛勤筆耕，每天不寫到1500字不罷休。

1930年，向達到北平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他利用館藏的豐富文獻，著重于敦煌俗文學寫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的研究。除了翻譯《世界史綱》《印度現代史》，向達還開始接觸到外國探險家在中國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譯并于1930年發表了《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斯坦因敦煌獲書記》，又著手翻譯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記》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他同時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觀點，發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學的論著。

正是在這里，向達開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學的研究。他完成力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學報》專號），奠定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從此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為中外學界所矚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受北京大學歷史系之聘，講授《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

1935年秋，向達赴歐洲，先在素以收藏東方善本著稱于世的牛津大學鮑德里圖書館工作，抄錄了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資料。1936年秋轉赴倫敦，在不列顛博物館東方部檢閱敦煌寫卷、漢籍及俗文學等寫卷，抄錄了與來華耶穌會士和太平天國有關的重要文獻。但當時對于從敦煌遺物國而來的求學者，外國人并不歡迎，甚至極盡嘲諷阻攔。

向達在1936年2月從倫敦寄給國內的信中寫道：“弟來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館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員為Dr.Lionel Giles翟里斯，前后見到兩次，俱甚冷淡，且對人表示拒絕。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對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盤研究相詢，彼亦表示拒絕。此種情形，大有陷弟于進退兩難之勢。然現已至此，不能不盡力想辦法，庶不致如入寶山，空手而反返。現在擬托其他英國人代為轉圜，將來研究一層或百有萬一之望也。”

從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漢文和回鶻文卷子加起來還不到500卷。向達后來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這段傷心往事。

這一時期，向達的生活津貼常常沒有著落。但他仍節衣縮食，篳路藍縷，艱難前行。

1937年末，向達訪問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學院、博物館，考察各處竊自中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寫卷等藏品。在巴黎期間，著重研究了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寫卷，抄錄了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有關文獻等。他撰寫的《倫敦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等文，為學術界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把國內敦煌學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1938年，向達攜帶著抄錄的幾百萬字的敦煌資料，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略的袓國。

回國后，向達先在遷到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不久轉任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1941年，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其歷史考古組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與國立北京大學聯合組成。向達代表北京大學于1942年春經河西走廊到達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萬佛峽等。所到之處，向達都一一詳細考察，并將考察過程和結果，記錄在名為《西征小記》的書中。向達以科學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開創性的研究，因此他被譽為開創“敦煌學”的先驅。

在敦煌考察期間，向達目睹了某畫家為一己之私，臨摹肆意破壞壁畫，異常憤慨。返重慶后，他立即致信時任中央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一江湖畫家，盤踞此間，已歷年余，組合十余人，做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將不知伊于胡底矣！”據此，傅斯年、李濟致函于右任，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建議成立機構保護敦煌莫高窟。1943年12月，向達署名方回的《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連帶的幾個問題》在《大公報》上連載，文中提出將千佛洞收歸國有，由學術機構進行管理，開展研究工作等建議。此文發表，一石激起千層浪，直接推動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于1944年成立。研究所成立后，常書鴻任所長。這也開啟了“敦煌學”長流不息的淵源。

1943年7月至1944年，向達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再赴河西。他兩到敦煌，不顧隆冬酷寒，呵指筆錄，除對敦煌地區諸石窟留下了重要記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外，寫成多篇有關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論文初稿，即后來陸續發表的《敦煌藏經過眼錄》《西征小記》《莫高榆林雜考》《兩關雜考》《唐代俗講考》等。俗講的研究具有開創意義，兩關的考證系兩度親自踏勘漢代玉門、陽關故址的結果，不同于書齋中僅從文獻進行考據之作。

如今，敦煌經過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艱苦卓絕的努力和無私奉獻，受到了良好的保護，她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開發和利用，向世界綻放出更加璀璨奪目的光彩，展現了更加絢爛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