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榮軍

讀岳南三卷本、100多萬字的巨制《南渡北歸》時，讀到聞一多先生在云南蒙自西南聯合大學蒙自分校的片段，聯想到兩次到蒙自，登上掛著“何妨一下樓”標識的那座三層小樓，到二層二號聞一多先生借居的斗室瞻仰的往事，不由得感從中來。

聞一多先生是著名的詩人、學者、民主教授，是民盟老一代代表性人士。因工作關系，對八個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民主同盟的歷史、對聞一多先生等民盟先輩們的事功行藏，有所了解并欽佩有加。

顛沛流離，弦歌不輟。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中華民族勠力同心，浴血奮戰，誓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一切為了抗戰，抗戰不忘教書，教書為了抗戰。正如鄒韜奮先生所說：“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做刀。”因此，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輾轉千里，由北平、天津而長沙，由長沙而駐足云南邊陲，家國不幸，仍書聲不斷，弦歌不輟。盧溝橋事變后不久，聞一多先生即離開北平。據說，日本人為留下他，許諾給他配司機、豪宅，但聞一多先生不事偽職，僅攜《三代吉金文存》《殷墟書契前編》兩部書，輾轉南下。由長沙向云南轉移時，聞一多先生與其他320多名師生一起，組成徒步步行團，歷時68天，行程3300余里。在兵荒馬亂中，在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的途中，聞一多先生指導學生收集整理途經地的民歌民謠，研究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化，進行田野考察。聞一多先生自己就留下了50余張取材別致、筆意蒼勁的寫生畫。歲月板蕩，抗御外辱的同時，書生不忘于學、永志于學，由此可見一斑。

在希臘商人修建的歌臚士洋行的辦公樓，聞一多與一眾清華、北大名教授陳寅恪、朱自清、劉文典、鄭天挺、陳岱孫等比鄰而居。聞一多先生向學生講授《詩經》《楚辭》之余，便在二樓的斗室潛心學問，用功甚勤，絕少下樓。據鄭天挺先生回憶說，飯后大家去散步，聞先生也不去，我勸他何妨一下樓呢。在大家的笑談中，“何妨一下樓主人”便成了聞先生的一個典故、一個雅號，不久，在昆明的聯大校園也傳開了。

讀書為學所為何事？正如古人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唯此而已矣。正如西南聯大校訓所言：“剛毅堅卓。”正如聞一多先生參與編撰定制的校歌所詠：“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校訓校歌又何嘗不是聞一多先生等的心跡與自勉。正因為有聞一多先生等教授們，堅信教育一定能夠助力中華民族重新振興、重新屹立在東方，才有西南聯大8年間，在缺桌少椅的教室里，在遍布茅草房的校園里，培養出了科技、人文領域燦若星漢的巨擘、泰斗、大師。

茹風陋食，不墜青云之志。抗戰時期的云南，雖然屬于后方，但經濟并不發達，還時常遭受日本飛機的轟炸。偏居一隅的云南，一下子涌入若干大學、若干師生，經濟的窘迫更為彰顯。匱乏的物資、飛漲的物價，使來自北方的西南聯大的老師們，既有氣候、生活習慣的不適，更有度日艱難的煎熬。

據說，當時昆明街頭的乞丐，只要遇到西南聯大的教授，都不會糾纏。為生活所迫，聞一多先生等老師們，教學、研究之余，放下身段，各顯神通，為稻粱謀。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夫人韓詠華女士制作“定勝糕”賣，沈從文先生賣文，費孝通先生在云南大學門口擺攤賣大碗茶。而聞一多先生則刻章賺錢，補貼家中用度，一份《詩文書鐫聯合潤例》便是聞一多先生與其他教授賣文售章的廣告。《潤例》標明，刻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浦江清教授還為聞一多先生撰寫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對其金石之藝，稱“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于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于藝苑”之后，又言“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于后”。苦中作樂，“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此之謂也。

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說：“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聞一多先生等教授們，在異常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仍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培育英才，打的就是教育領域的持久戰，打的就是為國輸誠的持久戰。行為世范，8年中，西南聯大畢業生約4000人，其中834名莘莘學子走上了抗日前線，浴血疆場。

“前腳踏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踏進大門。”這是聞一多先生在民盟云南省支部召開李公樸殉難報告會上所作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講中重申李公樸先生的一句話。此話獲得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習近平總書記曾講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發軔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確立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召開，不斷發展和完善于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在世界風云變幻無常的時期，更彰顯出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獨具的光輝。以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為代表的民盟先烈們，用要民主、反獨裁、要富強的行動，用鮮血和生命，為新型政黨制度的誕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從1938年4月由長沙而至云南，直到1946年7月15日被國民黨特務槍殺，8年時間，是聞一多先生47年生涯中精彩壯烈的一段，而在蒙自分校短短的半年時間，則是這一段的開篇。抗戰勝利前夕和之后，聞一多先生等一大批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反獨裁、反饑餓、反內戰，爭取民主自由的洪流中。聞一多先生不僅親筆修改《昆明文化界致國民參政會電》，反對國民黨召開所謂的“國民參政會”，剃去留了8年的長須，實現他抗戰不勝利不剃須的誓言，而且在血與火的歲月里，為反內戰、要和平出謀劃策、沖鋒陷陣。當有人問，民盟為什么要當共產黨的尾巴時，聞一多先生不以為忤，正色回答，我們就是共產黨的尾巴，共產黨做得對，當尾巴有什么不好。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李聞慘案”中，馬敘倫、雷潔瓊先生在“下關事件”中，犧牲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的30多名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民主人士，被活埋在國民黨監獄的黃炎培先生之子、民建臨時干事會常務干事黃竟武先生等，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追隨中國共產黨共創新中國的一曲曲壯歌。撫今追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今天，我們回顧黨領導人民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新中國的歷史時，應該看到各民主黨派與我們黨團結合作、患難與共的歷史，是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在緬懷我們黨的先烈時，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先烈，在我們心中一樣的重。正如周恩來同志在上海李公樸、聞一多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中所言：“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因為，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同中國共產黨、同新中國凝結在了一起。

聞一多先生在“何妨一下樓”的歌臚士洋行舊樓，不過短短半年左右的時間，但鄭天挺先生“何妨一下樓”之語，回頭看去，卻從一個側面詮釋了聞一多先生作為學者、詩人、民主斗士的精彩人生。

為了向學，而不“一下樓”；為了堅守學者之道，而不“一下樓”；為了真理，而不“一下樓”。這，是一份執著、一份骨氣、一份追求。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