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1979年的春天》描繪了1979年1月17日“五老火鍋宴”情景。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這一時期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適應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成為統一戰線的兩大任務。

“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和確立

1981年7月18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帶著妻子和一對子女，受邀接受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的會見。會談中，兩人如故人，談笑間常有“英雄所見略同”的火花閃現。

“這次會議國內外的反應很好，全會通過的決議實事求是，公正地從政治上解決了歷史上的一些問題。”會見中，查良鏞向鄧小平反饋了香港愛國人士對這次會談前一個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及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反應。《決議》中明確指出，“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自這次會議起，中共中央由文化大革命以來使用多年的“革命統一戰線”轉而首提“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

由“革命統一戰線”轉提“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按照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這不是一般名稱的變動，而是反映了國內當時階級狀況和整個形勢的根本變化。

按照《決議》新時期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的范圍為：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切愛國者（包括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非常廣泛的聯盟。它除了社會主義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外，還包括一切熱愛祖國、贊成祖國統一的人，即使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也要團結。

1982年12月，愛國統一戰線的稱謂、性質和作用被寫進由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明確指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在同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上，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總綱中，又開宗明義地對“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進行明確表述，并申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

1986年11月召開的第十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又對統一戰線的兩個范圍聯盟進一步明確：一個是由大陸全體勞動者、愛國者組成的，以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聯盟；一個是團結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聯盟，這兩個范圍的聯盟構成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整體。

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提出、確立，得到海內外中華兒女廣泛認同，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團結振興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面具有巨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旗幟。

新時期統一戰線各領域方針政策的確立

“這次會議意義重大，不能因為是中共黨內會議，就不提意見。”1981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著名民族工商界代表人物、民建發起人之一胡厥文與時任全國工商聯主席胡子昂聯名致函胡耀邦，向會議提出要充分發揮和運用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力量，聽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見要做到經常化、制度化等幾點意見和建議。

在胡厥文看來，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合作中，應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封信在會上，也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胡耀邦在會議結束時所作的講話中，專門提到了兩位諍友所提的建議，指出二老知無不言提出的好意見，體現了各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

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我們黨要繼續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人士和宗教界愛國人士的合作。1989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將十六字并列，明確表述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

從黨的八大提出的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基本方針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的正式確立，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深刻內涵，成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方針和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系的重要準則。

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不僅中國多黨合作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我國統一戰線各領域的方針政策都在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1984年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的規定，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區域自治固定下來，實現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化、政策化和法律化的三位一體。

1982年3月31日，以中央文件下發的《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則是中國共產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在宗教問題上所做的一次全面系統的總結，對宗教問題特別是關于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闡明了基本立場。

進入新時期，中共中央對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起的作用也給予重新定位。1984年12月，中共中央統戰部下發的《關于統戰部門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范圍和工作任務的意見》中明確：知識分子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三支基本社會力量之一，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期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知識分子工作是全黨的工作，黨外知識分子干部是新時期統戰工作對象的10項工作之一，統戰部門應該從統一戰線工作的角度積極做好這項工作；黨對知識分子的工作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抓總，統戰部門在知識分子工作上處于配合和協作的地位，主要是做有代表性的黨外知識分子工作。

與此同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也成為新時期統一戰線的兩大任務之一。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首次以“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代替了“解放臺灣”的提法，為制定新的對臺方針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并于1979年元旦發布。為加強對臺統戰工作的組織領導，推進實現和平統一，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同時下設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為其辦事機構。

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調整極大地調動了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以及港澳臺海外同胞積極投身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在發揮人才和智力優勢、興教辦學、智力支邊扶貧、開展對外聯絡等方面，都能看到他們積極參與，把其作為為四化建設知情出力的義不容辭的光榮任務。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8年底，全國各地民建、工商聯共發動會員，自辦集體企業1200多個，上繳國家稅收7000萬元，擴大安置待業青年1.5萬人。致公黨也積極舉辦集體企業，安排歸僑、僑眷的子女等近2500人就業。

1987年和1988年，民盟兩次對全國約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千名知識分子進行抽樣調查，分別向中共中央提出《關于當前知識分子情況的報告》和《關于當前職稱評審工作的調查報告》，就知識分子和教育問題大聲疾呼。到1987年底，農工黨各地組織共建立咨詢服務機構227個，完成咨詢項目2102項。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大量專業人才，積極開展社會辦學也成為民主黨派、工商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又一新領域、新途徑。據不完全統計，到1988年，各地民革組織和黨員興辦了各類業余學校253所，結業學員總數達78萬人，在校學員超過20萬人。

面對我國經濟發展區域極不平衡的特點，各民主黨派、工商聯還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積極開展智力支持和扶貧工作。民進結合自身特色，截至1992年，組織了3500人次深入13個省和自治區的40多個貧困地區，指導技術開發、中小學和幼教師資培訓和醫衛咨詢，直接聽課受益者達44萬人次。九三學社也發揮自身人才優勢，以大西南和長江上游經濟開發為重點，多次召開“振興大西南經濟研討會”。臺盟根據自身優勢特點，協助臺灣中小企業來大陸投資和貿易，協助引進臺資實際投資金額達2億多美元，同時注意了解臺資企業的困難和要求，為其排憂解難，并協助當地政府完善相關政策法規。

1985年10月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共同召開的全國性為四化建設服務表彰大會，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為四化服務的工作成果和其中表現出的愛國熱忱及獻身精神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也激發了各黨派和工商聯繼續參與國家四化建設，適應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承擔好為現代化建設獻計出力的使命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