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意義重大，引領我國及時實施低碳轉型，以低碳創新推動可持續發展，社會文明形態將逐步由工業文明進入生態文明。我國提出“雙碳”目標，既體現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區原則”和基于發展階段的原則，又彰顯了一個負責任大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態度。但同時，實現目標需要克服巨大困難，包括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以及對高碳發展的路徑依賴慣性比較大等。因此，實現“雙碳”目標是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一個科學的轉型過程，政策性很強。需要把握好節奏，積極而穩妥，既要防止“一刀切”簡單化，又要防止轉型不力帶來的落后和無效投資。而且，碳達峰不是攀高峰，更不是沖高峰，而是高質量經濟發展同時的達峰，是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進步導致碳強度逐步降低的實現達峰，是瞄準碳中和的達峰。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碳中和要開創一條兼具成本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路徑。

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有9個抓手值得關注——

一是“能源減碳”與“藍天保衛戰”有高度協同性。隨著碳達峰和進一步降碳，空氣質量的特征指標PM2.5將首先達到國家目標35ug每立方米，進而達到全球目標15ug每立方米。對此，應將二氧化碳的監測、報告、計算和標準體系納入大氣質量監測，抓實減污降碳協同效應。

二是節能、提效是實現雙目標的戰略之首，產業結構、管理、技術和文化節能都很重要。2019年，我國能源強度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是OECD國家的2.7倍。在當前消費水平下，能耗降1%，對應減少 0.5億噸標準煤，減排1億多噸二氧化碳。

三是推動能源電力行業減排，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電力。非化石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提供電、氫及熱、冷，是我國可以掌控的、更經濟安全的電源。對此，可發展智能電網、儲能、分布式能源等，提升配電網服務水平；重視核電的新貢獻，在安全前提下積極有序發展；利用地熱、工業余熱等，到2030年前實現散燒煤全部替代。在此過程中，還要重視中東部“身邊取”和“遠方來”相結合，集中式與分布式相結合，由此做到中東部高比例自給，減少“西電東送”“北煤南運”壓力。

四是重視交通行業減排。以電代油，以氫代油，使用生物航空燃油，并實施道路運輸車輛達標車型制度，優化公交和軌道交通，倡導自行車綠色出行，發展交通設施與可再生能源結合。

五是推行工業領域減排。目前，工業領域能耗占到全社會能耗的60%左右，急需調整產業結構，抑制發展高耗能產業的沖動。構建低碳循環的工業體系，強化物料循環回收利用體系建設。以鋼鐵行業為例，電爐煉鋼技術的碳強度遠低于高爐生產技術，長流程進步到短流程可大大降低碳排放，以綠氫直接還原鐵可實現鋼鐵生產零碳化。但是需要下功夫，需要時間。

六是實施建筑行業減排。供暖、制冷、照明等環節均可推行電氣化，電則來自可再生能源和工業余熱。數字化、智能化的應用，智能家居、智能家用電器的普及，均將加速建筑行業脫碳。其中，建筑改造不僅可節能，還能產能。比如利用BIPV，實現電力自發自用的潛力巨大。

七是關注循環經濟，特別是固廢資源化利用。把廢棄物分類資源利用的程度，作為現代化的一個必備標志，由“無廢城市”試點走向“無廢社會”。建議減少垃圾填埋、高比例資源化，加大固廢中金屬等再生資源利用，還可用好能源轉型當中產生的新型固廢，為實現碳中和作貢獻。

八是發展碳匯，鼓勵CCUS等碳移除和碳利用技術。減排后的溫室氣體排放，通過“碳匯+移除技術”即可實現碳中和。目前，我國生態系統碳匯能力大約為每年12億噸二氧化碳，首先是發展森林碳匯，再在不易脫碳的工業環節，發展碳捕集、利用。

九是將碳交易、氣候投融資、能源轉型基金、碳中和促進法等，作為引導碳減排的政策工具。碳中和呼喚深度的科技創新和金融支持。

（作者系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