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岡文集》面世了。女兒徐東為了出版父母徐盈、彭子岡的作品，真是費盡了心血。十多年來，她為了搜集、整理、研究父母的舊作，跑遍了圖書館，上網尋索，向研究徐盈、彭子岡的專家求教。她收集了父母在不同時期不同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然后編輯成集，出版成書。她先后編印了《回憶徐盈與彭子岡》《共和國前夜——一代名記者徐盈戰地文選》《家國縈懷不計年》三部有關父母的著作。

彭子岡一家

《彭子岡文集》的出版，讓讀者們進一步看到了彭子岡作品的全貌，更感到她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記者、作家。也讓我們知道，作為一名記者、一個作家應該怎樣忠于職守、服務于人民。

供職大公報社

徐盈、彭子岡是名記者、名作家，我早聞他們的大名，聆聽教誨還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事。我和他們的兒子城北是高中同學，同屆不同班，在校時未曾交往過。1965年年初，住在同院的馮亦代先生告訴我，城北把作家浩然的《艷陽天》改成了六幕戲劇，他看了，很不錯。他知道我認識浩然，希望我拿給浩然看看，我欣然應允。浩然看過劇本，也認為很好，立刻拿給一家劇團，希望能夠上演。從此我就和徐家有了來往。

不久，城北去了新疆，我還常到他家看望。徐東當時還是個靦腆的中學生，很少看見她。偶爾見面，她也只是微笑著點點頭而已。徐盈和彭子岡都是忠厚、慈祥的長者，長期服務于大公報社。1938年，抗日戰爭暴發后，他們在武漢經胡繩等人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彭子岡中學時代就在葉圣陶主編的《中學生》雜志發表文章，并多次獲獎。后來任胡愈之、沈茲九夫婦主辦的《婦女生活》雜志編輯和《大公報》記者，更是佳作迭出。在胡愈之、鄒韜奮諸革命人士的幫助、鼓舞下，她的思想一天比一天進步。

1936年，彭子岡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并寫了《偉大的伴送》一文，得到報界人士好評。1937年，國民黨反動政府無理逮捕了沈鈞儒、史良等堅決主張抗日的7位愛國人士，釀成震驚全國的“七君子”事件。25歲的彭子岡化名小梅，冒稱“堂妹”前往蘇州看守所探望了史良律師，寫出了抨擊國民黨無理迫害愛國人士的文章《堂姐史良會見記》，發表在《婦女生活》雜志上。

1938年武漢失守，徐盈、彭子岡夫婦到了重慶，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為革命工作。彭子岡利用大公報社記者的身份采訪了各方面人士。她不畏艱險、親臨前線，訪問了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寫了《張自忠將軍會見記》一文，發表在重慶《大公報》上，細致描述了張自忠的言行舉止，生動地表現出他抗戰到底的決心和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

彭子岡堅決抗議日軍侵略中國的無恥行徑，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因重慶是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在地，對新聞檢查很是苛刻，她就把鋒芒尖銳的文章寄到桂林《大公報》發表，幫助人民了解大后方的情況。

1945年底，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彭子岡到機場迎接，并寫了《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重慶四十四天的毛澤東》。她寫出了近距離觀察毛澤東的所見所聞：“他平靜、沉著，與人交談自然、坦誠，常用語是‘和為貴’，有時也很幽默、風趣。他喜歡抽煙，會跳舞，處處顯示出大政治家的風采。”這兩篇文章簡練、質樸，很有特色，不少專家認為：文章的思想和文風至今仍不失為新聞寫作的范例。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彭子岡采訪了剛解放的華北名城張家口，并寫出了《張家口漫步》一文，連載于天津《大公報》上。文中寫道：“城市秩序井然，處處洋溢著民主氣氛，人民安居樂業，作家、學者們都心情舒暢地積極工作。”她告訴廣大讀者，共產黨不但能治理農村，也能管理城市。

解放戰爭開始后，彭子岡連續發文揭露國民黨的罪行，抨擊美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國民黨當局對她又恨又怕，一次采訪時，國民黨高官蔡文治指著她怒問道：“彭子岡，你的文章太有煽動性，你是共產黨吧？”她響亮地回擊：“承蒙高抬，你過獎了，我還不夠格。”國民黨要大公報社解聘彭子岡、徐盈，報社以拖延應對。

報道新中國新氣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彭子岡非常高興，她為之奮斗的目標終于實現了，她要為新中國作出新的貢獻。彭子岡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任記者，她到處采訪，寫了不少報道新國家新氣象的通訊。

當時，大型工程官廳水庫正在建設中，她來到工地，深入到群眾中訪問，連續寫了幾篇好文章。最使我感動的是《官廳少年》，她把年僅16歲的主人公嚴春富寫得那么生動、可愛。一個既樸素又誠摯的少年鮮活地浮現在眼前。嚴春富熱愛家鄉，更熱愛他工作的官廳水庫。他對自己認字少不滿意，彭子岡鼓勵他不要著急，努力學習，自然會有文化的。記者贏得了少年的信任，他敞開了心扉：“他喜愛畫畫，他要學會騎自行車，要爭取加入共青團，要做一個好工人。”彭子岡堅信嚴春富的美好理想一定能實現。

1955年1月，彭子岡任新創刊的《旅行家》雜志的主編，她團結編輯部同仁，力爭把雜志辦成全國最好的刊物。她采訪名家沈從文、吳祖光、姚雪垠、徐遲、黃裳、靳一等，約他們寫稿，為他們寫稿，雜志辦得有聲有色。當時我在中學讀書，老師、同學們最愛看的刊物就是《旅行家》和《新觀察》。

彭子岡認為，舊社會，新聞工作者應該和全國人民一道，把斗爭矛頭指向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開啟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新聞工作者應該積極響應時代的召喚，熱情謳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各方面的先進人物，批評阻礙社會發展的不健康現象，這樣才能使國家逐漸富強起來、人民過上好日子。

彭子岡不贊成整人運動，尤其討厭風派人物。因為她敢于堅持真理，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免不了倒霉。1957年，徐盈和彭子岡雖然處于逆境中，但通過他們的言談，看得出他們都是心胸坦蕩、待人誠懇、知識豐富、很有修養的知識分子。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們受到沖擊，后來又去了干校。徐東也下鄉插隊。后來，他們都回到了北京，徐東也分配了工作，我和他們的來往又多了起來。

在和他們的談話中，我不僅學到了很多知識，也聽到了不少在社會上聽不到的消息。他們對革命事業仍然抱有堅定的信念，也都很熱愛周恩來總理。彭子岡伯母不止一次談到，周總理日理萬機，太勞累了。得知周總理病重后，她更是難過，幾次告訴我：總理瘦得不到80斤了，醫院已下了病危通知。她為周總理病情痛心，更為國家前途擔心。

《彭子岡文集》出版

粉碎“四人幫”后，徐盈、彭子岡都得到平反。彭子岡重任《旅行家》雜志主任編委，可惜她的身體已很不好，但仍然很關心她精心創刊的雜志。她不僅寫稿、改稿，還在兒女的攙扶下拜訪老朋友、老作家，向他們約稿，還給年輕作者看稿，幫助修改、刊登。我曾經幫助朋友辦了一個刊物《成人寫作》，向彭子岡約稿。她已病得厲害，但還是痛快地答應了。在兒子城北的幫助下，她寫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

彭子岡的作品大部分是通訊報道。她筆鋒銳利，感情真摯，文筆俊逸、清麗，極有感染力，不僅具有新聞性，亦是很優美的文學作品。至今讀起來，仍是美好的享受。

彭子岡幾十年的記者生涯和她取得的卓越成績，贏得了讀者和專家們的好評。著名報人徐鑄成說：“我覺得子岡的文章，除立場、觀點正確外，文如其人，爽直、豪放，而細密處絲絲入扣，綿里藏針，皮里陽秋，所以當時吸引廣大讀者，篇篇耐人尋味，是富于戰斗效果的傳世之作……”詩人、作家袁鷹說：“她的筆，她的作品，她的心，她的全部的愛，都留給人間，留給我們……”

彭子岡逝世33年了，徐東也年過七旬，身患多種疾病。她退休后全部精力都用于搜集、整理、研究父母的遺稿，先后出版了父親的文集和紀念文集，今年又出版了母親的選集《彭子岡文集》。徐東繼承了父母的文才，她寫了不少與父母有關的文章，發表在內地和香港報刊上，對幫助年輕一代了解她父母所處的時代大有裨益。

《彭子岡文集》的開篇文章《母親的風格》出于徐東的手筆，概括了彭子岡的一生和她為人為文的風格：對敵人像雄獅一樣勇猛，對人民充滿了無限的愛。正像名記者戈揚所說：“使我納悶的是，彭子岡，在國統區戰斗了十多年，她的那支筆，她的采訪行動，曾使反動派喪魂失魄，人們總認為她是一個多么厲害的女記者，原來卻是如此的樸實、誠懇、溫柔、可愛，有時還有點傻乎乎的，天真得像個孩子。”

（本文作者為北京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