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除夕夜，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間寬敞的窯洞里，冼星海受邀與來自前線的抗敵演劇三隊的同志們歡聚。當聽到詩人光未然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寫成的《黃河吟》時，冼星海按捺不住地快步上前，把詩作緊緊抓在手里，并自信地表示“我有把握寫好它”。

冼星海并沒有急于動筆，他沒有光未然那樣的親身體驗，他要從光未然和抗敵演劇三隊那里了解更多更詳細的戰地生活，以及船工生活和高亢激越的船工號子。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黃河大合唱》的旋律像釀酒一樣在冼星海的腦海里發酵、蒸餾，終于，歷時6天6夜的抱病創作，一曲氣勢磅礴、激昂豪壯的《黃河大合唱》，誕生在延安冼星海的土窯洞里。

在延安陜北公學禮堂舉行的《黃河大合唱》首演，冼星海為使演出陣容更強大，合唱隊增加到100多人，樂隊又增添了好不容易搜羅來的幾件樂器。為了增強演出效果，洋油桶也被改成了低音胡琴。更令人感嘆地是，冼星海竟取下李煥之每天系在腰上的大號搪瓷缸，把合唱隊員們吃飯的勺子收集起來放進缸子，讓李煥之手持這獨創的“打擊樂”，使勁晃動出黃河奔騰呼嘯的效果。

演出條件如此艱苦，但所有演職員以及觀眾都有著黃河怒吼般的抗日豪情。冼星海的指揮更是激情四射，尤其是演唱到《保衛黃河》時，他猛然轉身，與觀眾互動，將觀眾的情緒調動得如同燎原的烈火，一時間，臺上臺下“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歌聲海嘯般響起。

在延安的演出，不僅感動了延安的軍民，也感動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及來延安的賓客。毛澤東看完演出，興奮地為這部難得的抗戰作品拍手叫好，聽說冼星海為創作這部作品用壞了不少蘸水筆，就將自己的鋼筆送給了他。后來冼星海赴蘇聯，臨行前，毛澤東還在家中請他吃飯，為他餞行。

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的李富春，聽說冼星海為創作這部作品吃了不少白糖，想方設法解決了冼星海的吃糖問題。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為改善冼星海的居住條件，還專門給他撥出一孔窯洞；為方便他的生活，還為他配備了一名通信員；為增加他夜間創作的光亮，還送給他一筐蠟燭。

當周恩來回到延安看了《黃河大合唱》，贊賞之余為冼星海欣然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來到延安的國共兩黨抗日將領、愛國華僑、外國客人及各界人士看到《黃河大合唱》后，無不贊嘆。美國記者斯諾寫道：“在《黃河大合唱》演出散場時，我和毛澤東一起走了出來。他問：‘你覺得怎樣？’‘好極了。在燕京大學聽唱《彌賽亞》以后，這是我在中國聽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p>

當《黃河大合唱》的樂譜傳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合唱團開創了用英文演唱的先河。20世紀最偉大的男低音歌唱家保羅·羅伯遜，還在聯合國成立慶祝大會的舞臺上，用他渾厚深沉的嗓音唱響了《黃河頌》。在莫斯科，在日本，在加拿大，在舊金山，在芝加哥，在哈薩克斯坦，在新加坡，在澳大利亞……幾十個國家都先后響起了《黃河大合唱》的歌聲，即使跨越了幾十年的時空，《黃河大合唱》仍在世界各地的舞臺上激蕩。

在蘇聯為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進行后期制作與配樂期間，冼星海在《黃河大合唱》的《創作札記》中寫道：“一個《黃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還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貢獻給偉大的中華民族。我慚愧的是自己寫得還不夠好，還不夠民眾所要求的量！因此我又寫了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還要寫，要到我最后的呼吸為止?！?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