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過去的100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經受血雨腥風的磨難與考驗，換來中華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偉大功績；過去的100年，歷代民進人從五四運動中覺醒，跟著中國共產黨在救國救民、強國富民的道路上前行。回顧這一歷史進程，是民進人對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最好紀念。

和平請愿團部分代表在上火車前合影：右起馬敘倫、包達三、雷潔瓊、閻寶航、張絅伯、盛丕華、胡子嬰（代表團秘書）、蕢延芳。

馬敘倫：

只有跟著共產黨走 才是在正道上行

在建黨前后，以李大釗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他們身上所閃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光芒，鼓舞著身邊民眾積極投身革命洪流。1949年4月，當馬敘倫先生聽到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消息時，他想起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想起他的昔日的戰友，思緒如長江之水百轉千回。他絲毫不懷疑當時所做的一個決定——向時任眾議院議員的老師陳介石建議，由即將回國的蔡元培替代胡仁源擔任北大校長。

那還是1916年的事。即將回國的蔡元培婉拒了浙江省省長的職務，馬敘倫作為曾執教過北大的資深教授，有感于當時北大腐敗的學術風氣，在私塾老師陳介石猶豫蔡元培去向時，遂萌生了推薦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的想法。之后，他又推薦文科、理科兩位學長輔佐蔡元培的校務工作。其中，文科學長便是當時還在日本的陳獨秀，后陳獨秀又推薦李大釗擔任圖書館館長。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發傳單被抓，營救陳獨秀的前前后后，整個北大動了起來，許多社會力量也參與其中，于是，本就是北大同事的馬敘倫與李大釗正式相識，從此結下深厚的友誼。五四運動后，蔡元培抗議反動政府而憤然離校，馬敘倫和李大釗與知名教授一起協管北大校務，又赴教育部為蔡校長重回北大請愿。

1921年6月3日，馬敘倫作為八校教聯會主席領導了“第二次索薪運動”，北京八校教職員、公立中小學教職員和學生冒雨赴總統府請愿，李大釗作為聯合會書記積極參與，他和馬敘倫一起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面。不幸的是，這場請愿遭到政府的無情鎮壓，馬敘倫、李大釗被毆，馬敘倫頭部受重傷。馬敘倫在《馬敘倫自述》中寫道：“六三事件的規模，不下于五四運動，它是有革命意義的運動……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也給我們正式的援助，北京的軍閥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

馬敘倫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的親密友誼，使他先后利用職務之便搭救過“南陳北李”。1926年5月，馬敘倫因抗議“三一八”慘案、揭露軍閥政府的暴行，與李大釗一起遭到“通緝”，后馬敘倫在學生的幫助下得救，李大釗慷慨就義。

在李大釗犧牲18年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影響下，馬敘倫、王紹鏊聯合一批民主進步人士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為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一支中堅力量。馬敘倫的一生經歷了無數次心靈的掙扎與艱辛的抗爭，他曾在1947年10月給家人留下遺囑，這個時候的馬敘倫已歷經兩次毆打，第一次是“六三索薪請愿”，第二次便是“下關事件”。如果說馬敘倫先生第一次被毆打受傷時，他的初衷只是為了爭取教師的待遇，那第二次被毆打受重傷的馬敘倫，已將自己的生命系在祖國的命運之上。這樣的轉變，與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信仰而勇于犧牲的精神感召是分不開的。

馬敘倫的一生見證了反動與進步的交錯，見證了黑暗與光明的搏殺，見證了中國人民創造了中國的歷史，他深深懂得，領導中國人民走向獨立富強之路的時代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建立后，馬敘倫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教育部部長，他為祖國嘔心瀝血，一直工作到病倒。已生活不能自理的馬敘倫用顫抖的手寫下：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這是他與中國共產黨人多年并肩戰斗總結出的肺腑之言，也是留給民進人寶貴的政治遺囑，民進人將永遠銘記這句話，像馬敘倫一樣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馬敘倫先生遺訓

周建人：

共產黨產生于中國的人民

1946年，內戰的陰霾籠罩中華大地，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團結合作，為爭取和平、民主建國而斗爭，推動國民黨統治區內愛國民主運動迅速興起。

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支持下，民進發起成立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表《反內戰宣言》，揭露蔣介石的內戰陰謀。在輿論陣地，同樣進行著沒有硝煙的戰爭。國民黨反動宣傳機關利用黨辦報紙，盡各種誣陷之能事，企圖混淆視聽，達到威逼利誘的目的。

曾有《和平日報》（國民黨主辦報紙）記者稱：“民盟完全為共產黨說話，為共產黨做掩護，已為時人所盡知。例如一月間協商會議，每次討論至國大問題時，共黨堅持代表重選，民盟即隨聲附和。昨日民盟又暗中為共產黨發言，攻擊美國，認美國援助國軍北上，實屬不解。”有進步人士在第四十期《周報》上發文提醒民盟要當心。就在這時，周建人先生站了出來，用《一個淺近的道理》來說明。他首先揭露國民黨宣傳機關的丑惡用心，是“預先布置一個借口，以便將來設法對待民盟。”接著，他指出：“便是無論民盟人士或以外無黨派的人，如說話與共產黨所說的話相近或相同，問題不在于是否替共產黨說話，事實上卻在于都是共同的人民所講的話的緣故。”他用富含邏輯簡練的語言分析政黨與人民的關系，“即并不是先有了一個黨，隨后制造出一班人民來。比方，社會上必先有了資產階級，隨后有資產階級的政黨，有了無產階級，才后有為無產階級謀利益的共產黨。”“實際上因為共產黨產生于中國的人民，與人民都是人民群眾里的一部分，說起話來，自然會有相同之處。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理所當然的。人民實在只為自己的利益說話。”

進而，周建人勇敢地指出：“反民主派不但不替人民說話，還做不利人民的事，卻怪人民不替他們說話！”接下來，他用事例說明共產黨得到廣泛支持的原因，其中他特意談及和平問題，他指出：“又如中國政府主張對于處理中國和平問題，馬歇爾有最后決定權……人民看來，是在把人民的權利送給一個別的國家，全國人民一定反對的，共產黨如也不贊成，那就必然大家的意見相一致。”

周建人在隨后發表的《十五天后能和平嗎？》一文中，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軍隊表面停戰實則積極備戰的陰謀。同時，他直白地亮出自己的立場：“因為中國人民已受夠了過去多年內戰的苦痛，又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學知了戰爭的意義，當然要堅決反對這種危害人民的內戰的；少數中國法西斯好戰專家，也知道這一點，所以要進行內戰，便不得不防人民出來反對，才能進行禍國、殃民的大內戰。明眼人都能看出，政府的措置是傾向于戰爭，不是息爭休戰。但這種企圖，違背人民的意志。”

周建人對祖國和人民懷有深切的情感，他對中國共產黨性質的理解，與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根本宗旨，令身為民進成員的周建人更加看清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本質，提升了對中國革命的認識。1948年4月，周建人由他的老戰友、老黨員艾寒松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9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浙江省赴京匯報團時明確指出：“周建人是黨員，又是民進，他是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加入共產黨的，是黨要他去民進的，他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葉圣陶：

共產黨從生活中教育人，實深得教育之精意

從1919年李大釗在《新紀元》構建統一戰線的思想萌芽起，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這條看不見的戰線在危難時刻幫助愛國民主進步人士渡過難關，在革命低潮時激發他們的革命熱情，這是一個戰場，也是一條生命線，更是一個教育的大課堂。

抗戰前夕形勢緊張，葉圣陶先生將自己的小兒子葉至誠托付給胡繩和沈雁冰，并找機會送去延安，葉至誠最終成為葉圣陶家第一位共產黨人。對于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教育性，葉圣陶更有深刻的體會。

1949年1月7日，葉圣陶離開上海，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3月7日，他從煙臺去萊陽，葉老在日記中寫道：“晤一青年姜汝，25歲，小學畢業程度。搞青年工作將10年，聆其所談，頗頭頭是道。余因想，共產黨從生活中教育人，實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當將此意發揮之。”葉圣陶有感于共產黨對人的教育，所謂“發揮之”，是他想找機會繼續再做調研。3月8日，葉圣陶在歡迎會上觀看了群眾演出，演出的劇目是把黨的號召改編為大家可接受的文藝形式，葉圣陶寫道：“余以為如此之戲，與實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價值而不乏娛樂價值，實為另辟途徑者。”

之后，葉圣陶參觀了“軍官教導團”，并與國民黨投降軍官座談，了解到軍官從投降到教育改造最后編入解放軍的全過程，他寫道：“所謂教育，先與闡明為誰打仗，又發動訴苦運動，令各自訴其家時代所受痛苦。經此之后，大多覺醒，本為被動之人，今成自動之兵……解放戰爭勝利，得力于此部分兵士軍官之補充者甚多。”葉圣陶經過觀察和思考，將解放區的良好作風與國統區污濁貪腐的風氣做對比，結合自己親身的經歷，不僅找到了共產黨人教育之精意，更找到了共產黨人勝利的秘訣：“（來解放區）始見具有偉大力量之人民，始見盡職盡分之軍人與官吏，其所以致此，則此次解放戰爭實為最大規模之教育功課，所有之人皆從其中改變氣質，翻過身來，獲得新的人生觀也。”

葉圣陶把自己也置身于這一偉大教育之中，并有所領悟有所心得，更加堅定了他的政治立場。進步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解，也大凡經歷了這段由感性到理性、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后，葉圣陶一如既往，為黨盡職、為國家盡力、為人民服務4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愧是人民的出版家、教育家，更不愧為中國共產黨最忠實的伙伴。

雷潔瓊：

堅決跟著中國共產黨 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通過五四運動，中國青年發現了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現了自己的力量。”雷潔瓊先生同老一代知識分子一樣，都經歷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他們目睹內憂外患和饑寒交迫，他們作為仁人志士中的一員，歷經磨難，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尋找救國救民之路。

青年時代，雷潔瓊參加過五四運動，在美國留學期間，她一邊刻苦鉆研社會學，一邊探索著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源。她手捧“銀瓶獎”回國后，堅持利用各種機會深入基層了解國情。在工作中，她結識了鄭振鐸、吳文藻、謝冰心、嚴景耀等，其中，后成為雷潔瓊丈夫的嚴景耀為她講述自己在蘇聯工作的經歷，使得雷潔瓊在受到愛國主義熏陶的同時，更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啟蒙。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魔爪伸向華北，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雷潔瓊為學生的愛國熱情所感染，毅然加入游行隊伍，成為燕京大學唯一參加此次游行的女教師。因北平白色恐怖日趨嚴重，她前往江西組織訓練婦女參加抗戰。這一時期，她結識了周恩來、鄧穎超等中國共產黨人，與周恩來的談話，讓她認清時局，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

20世紀40年代前后，雷潔瓊回到上海，與嚴景耀結為伉儷，結識馬敘倫、許廣平、趙樸初等民主進步人士，并參加上海地下黨組織開展的社會活動。1945年12月，雷潔瓊參加民進成立大會，和民進同志們一道，通過在進步報刊發表文章、舉行座談會和團體集會等形式，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揭露反動派的罪惡行徑，堅決主張實現和平、民主和統一。1946年6月23日，雷潔瓊參加了以馬敘倫為團長的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赴南京為和平而請愿。國民黨反動派指使特務行兇，毆打代表，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下關事件”，雷潔瓊和馬敘倫身負重傷。

1949年，雷潔瓊與其他進步人士一道在西柏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與毛主席進行難忘的長談，使雷潔瓊更加認清了戰爭形勢，看到了全國解放的光明前景，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加堅定。

1949年10月1日，雷潔瓊夫婦與馬敘倫等民進前輩一道，參加了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新中國成立后，作為民進的卓越領導人，雷潔瓊以身作則，積極履職，以榜樣力量感召廣大民進會員堅定不移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雷潔瓊先生曾談到，她從中國近代史和親身經歷中，深刻體會到兩句話：“一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二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雷潔瓊106歲人生求索的深刻總結，也是她終其一生永不后悔的奮斗方向。民進人，始終秉持著堅定的信念，與中國共產黨在苦難中攜手，在風雨中拼搏。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是中華民族發生開天辟地、改天換地、翻天覆地變化，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奔向強起來偉大飛躍的百年。四位民進前輩的感人故事，是新時代民進人憶往追昔的思索，是堅定不移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的心聲，更是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決心和誓言。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2035年遠景目標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民進人將踏著民進前輩的足跡，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不忘合作初心，逐夢未來，砥礪前行。

（作者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