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獨伊，1921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蘇聯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組織委派到蘇聯創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國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78年在新華社國際部俄文組從事翻譯和編輯工作，1982年離休。

2021年6月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勛章”。

“好爸爸”

2021年6月29日上午，“七一勛章”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隆重舉行。這是“七一勛章”首次頒授。29人榮獲“七一勛章”，與中共同齡的新華通訊社原國際新聞編輯部翻譯和編輯瞿獨伊是其中之一，并是唯一的新聞界人士。因為身體原因，她沒有出席儀式。

少為人知的是，瞿獨伊是時下唯一健在的中共六大見證者，也是共和國第一批駐外記者。1949年10月1日，她作為俄語播音員在天安門城樓用俄語向全世界播出了有關開國大典的報道和毛澤東的講話。她還有一個特別的身份就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的繼女。筆者專訪過瞿獨伊，感受過她家史與心史的深情獨白。

瞿秋白烈士犧牲的那年，瞿獨伊14歲?！案赣H犧牲的時候，我年紀還小，可他親切的形象，卻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記憶中，父親清瘦，戴著眼鏡，話不多，但很溫和。母親不讓我簡單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這樣稱呼我父親?！痹邛莫氁恋难劾?，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來提前到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蘇舉行的籌備工作，后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兩年；同年5月，作為中共六大代表的楊之華帶著瞿獨伊也秘密來到莫斯科，同行的還有羅亦農的夫人李哲時（又名李文宜）等。那時，瞿獨伊已6歲半，開始記事。“過境時，我掩護過好幾個中共代表，在媽媽的引導下認幾位叔叔叫爸爸。不過，后來我不叫了，為什么？那么多爸爸誰相信？我就不再叫他們爸爸了。”說到這里，瞿獨伊沏上茶，接著說：“六大在中共歷史上是很特殊的，會址不在國內而在國外。開會時我還記得，是在莫斯科郊區一座別墅里舉行的，我當時去過，每逢他們休會，我常常給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當時很天真活潑。”

“我的父親，的確無愧于‘好爸爸’這個稱呼，他給我帶來無限溫暖和快樂?！宾那锇字丽莫氁料矚g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路過店鋪，總不忘記買一些回來，帶到幼兒園去給瞿獨伊吃。夏天，他們在樹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畫圖折紙給瞿獨伊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氈，他把瞿獨伊放在雪車里，自己拉著車跑，故意把雪車拉得忽快忽慢，有時假裝拉不動了，有時假裝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臉哭了起來，這時候瞿獨伊就向媽媽叫起來：“媽媽……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開手，哈哈大笑。瞿獨伊也很高興，拍手大笑。

到蘇聯后，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幼兒園，瞿獨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兒院——里面收留的本來都是些街頭流浪的孩子，瞿獨伊在這里待了三四個月，后來住進了森林兒童院。在森林兒童院，為了講究衛生，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瞿秋白知道后立刻來信安慰：“獨伊：我的好獨伊，你的頭發都剪了，都剃了嗎？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頭發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你要聽先生的話，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好爸爸”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兒童院時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媽媽來看我，帶我到兒童院旁邊河里去撐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褲管，露出了細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著長竿用力地撐，我和母親坐在木筏上。后來，父親引吭高歌起來，接著，我和母親也應和著唱，一家人其樂融融?！宾莫氁琳f：“每當回想起來，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溫馨?！?/p>

在蘇聯

在蘇聯，瞿秋白常和楊之華一起帶瞿獨伊去俄籍友人鮑羅廷家做客，讓女兒稱他和他的夫人為“爺爺”和“奶奶”。鮑羅廷夫婦有兩個兒子，長子弗雷德，次子諾爾曼。1930年瞿秋白從蘇聯回國主持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楊之華也一同回國，把他們年僅9歲的女兒瞿獨伊一個人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瞿獨伊回憶說：“國際兒童院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我們來自幾十個不同的國家，很多兒童剛來的時候不會或不太會講俄語，那些大些的兒童都很愉快地教這些弟弟妹妹。我也帶過一些小我的孩子。我們大孩子還常去幼兒班，帶那些不同國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種游戲?！?/p>

那么小的孩子，雖說能在提供食宿的國際兒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沒有家庭溫暖，總讓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婦便把瞿獨伊托付給鮑羅廷夫婦看管。每逢假期，每當小獨伊生病的時候，或者別的需要照管看護的時候，鮑羅廷夫婦就把她接到家里來，給她家庭的溫暖、親人的愛。鮑羅廷的小兒子諾爾曼也樂于以“保護者”自居，愛護和關照小獨伊。

數十年后，瞿獨伊還常常銘記著“最疼愛”她的“爺爺奶奶”鮑羅廷夫婦和有“騎士風度”的、很愛護她的諾爾曼。瞿獨伊說，當時鮑羅廷在主編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聞》，“幾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時常在夜間醒來，從自己的地鋪朝寫字臺偷偷地望去，總會看見他在臺燈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時聽見他的鋼筆在紙上劃過時發出的聲音?！?/p>

瞿秋白在離開上海到蘇區的前夕，在許許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緊張地處理的時候，在許許多多紛繁復雜的心思攪擾著他的時候，仍然十分惦念遠在蘇聯的女兒獨伊，自言自語地念叨：“獨伊怎么樣？我的親愛的獨伊怎么樣了呢？”

一次，父親給她寄來了一張印著一個大飛艇的明信片，上面寫著“你長大了，也為祖國造這樣的大飛艇”。細微之處，父愛躍然而出。

1930年，瞿秋白夫婦取道歐洲秘密回國，不料這次分別竟是女兒和父親的永訣。瞿獨伊回憶說：“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休息。忽然，我見幾個同學圍觀一張報紙驚訝地議論著，還時時看著我，然后傳給其他同學看，惟獨不給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爭著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搶過來，原來是《共青團真理報》上詳細報道了我父親于6月18日犧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張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竟暈倒在地……”

1935年8月，楊之華第2次來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后，楊之華到國際兒童院看望女兒時，許多中國孩子都跑來圍著她，親切地叫她“媽媽”，要她講他們的父母在國內的情況。這時，楊之華留任莫斯科國際紅色救濟會中國代表。這期間，她把瞿獨伊接出兒童院與自己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每當夜深人靜，只剩下母女倆相對無眠時，楊之華翻看著瞿秋白的遺作與信件，看著看著，忍不住悲從中來，眼前不覺模糊了，淚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時，瞿獨伊就安慰媽媽：“媽媽，我給你唱個歌吧。”于是，一口氣唱起《馬賽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幾首歌曲，直唱得媽媽臉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剛毅才停下來。母女倆就這樣相互慰勉著度過了最悲痛的一段時光。

母女倆在一起的好景不長。不久，楊之華再度遭到了王明等人的無情打擊，職務被撤了，組織生活停止了，還不讓她與瞿獨伊見面。相依為命的母女又再次被拆散。

1938年8月，黨中央派任弼時接替王明的工作時，為楊之華平反，母女倆才得以再次相聚。

“好樣的！”

因為蘇德戰爭的爆發，瞿獨伊結束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于1941年隨母回國，到新疆時被地方軍閥盛世才逮捕。由于久居蘇聯，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獄中她補習起了中文，同時還當上了俄文老師，并在這期間收獲了愛情，與李何結了婚?！霸谛陆蔚娜兆永?，很苦，住在一個陰暗潮濕的破廟里，饅頭是被有意摻了沙子的，吃的菜沒有油，每天兩餐清水白菜湯。”在獄中，她和大家一起參加靜坐絕食的斗爭，要求改善牢獄生活；參加悼念難友犧牲的紀念和抗議活動等等。

“當時被關押在那里有150人，除了我們這些蘇聯回來的路過人員，還有八路軍辦事處來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員等。我們待了4年，出獄時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犧牲了，或者早就叛變了。在獄中，我耳聞目睹并親身經歷了許多對敵斗爭的事情，曾被國民黨審訊過兩次。因此，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宾莫氁粱貞浾f。

抗戰勝利后，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員獲得自由。1946年6月10日，新疆監獄里釋放出的人員分乘10輛大卡車，于7月10日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接見。8月，瞿獨伊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瞿獨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起初住在清涼山。在戰爭年代，他倆隨新華社不斷行軍轉移各地，并以積極的工作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開國大典舉行時，瞿獨伊為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團長法捷耶夫一行當翻譯。當時，瞿獨伊還用俄文廣播了毛澤東主席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不久，蘇聯代表團離開北京時，副團長西蒙諾夫向下榻的飯店表示感謝，并掏出一些錢作為小費。飯店工會主席知道情況后，連連擺手，說：“給你們提供優質的服務，是我們應該做的，這是我們的本職工作。如果給什么小費，那是對我們工作的最大侮辱。我們不能接受！”當瞿獨伊翻譯完，副團長隨即伸出大拇指，說：“好樣的！中國人！”

瞿獨伊在開國慶典期間接待翻譯上的出色表現，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來他推薦瞿獨伊到廣播臺當播音員。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瞿獨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蘇聯，籌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

當時，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們夫婦倆，“我們每次采訪要通過蘇聯外交部新聞司批準，他們是很刁難的。寫好稿子，還要翻譯成俄文，到蘇聯外交部送審，才能回寄國內。我們一般不發電報，電報很貴。住醫院也貴，比他們本國人貴5倍左右，他們實在不像一個‘老大哥’?！痹谶@“夫妻店”似的莫斯科分社，瞿獨伊沒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團團轉。采訪時，瞿獨伊戲稱夫婦倆是“八大員”（譯電員、翻譯員、交通員、采購員、炊事員等）。

1957年瞿獨伊回國，改行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軍工”讀大學的兒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連打擊使瞿獨伊和母親因過于悲痛而刺激很大。1978年，瞿獨伊回到了新華社，在國際部俄文組從事翻譯和編輯工作，直至1982年離休。在晚年，瞿獨伊多次重訪莫斯科，追尋早年那里曾留給她的青春的夢境。

“愛祖國！”

瞿獨伊說：“說實話，我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后人能了解歷史”。

談及父親的英勇就義時，她老淚縱橫，“‘文革’時，‘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抓住毛澤東同志1962年曾對《多余的話》說過的幾句個人意見，便不顧事實，硬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p>

“文革”后，瞿獨伊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復查組”，復查組跋山涉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外調與核查?！岸夷兀瑒t帶著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36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于我而言，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相。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這兩人必須見這一面。”

宋希濂如實向瞿獨伊介紹了情況，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爾后，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復查組則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嘆，“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p>

如今，瞿獨伊已是百歲老人了，離休后的生活很充實。剛離休時，她曾專門學過畫畫、鋼琴、書法，后來因為忙于尋訪有關父親生平活動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關材料而又將這些愛好放棄了。

晚年，瞿獨伊參與編過《憶秋白》《回憶楊之華》等書。剛離休時，愛運動的她每周游泳兩次，每次300米，每天做做健身操，堅持散步，并樂于參加中直機關的交誼舞比賽及新華社的社慶活動等，曾獲過北京市中老年交誼舞大賽一等獎，在老年模特表演上也得過個人第一名。

看書、看報，也是瞿獨伊晚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她家筆者看到她訂了不少的報刊。雖然女兒李曉云和女婿、外孫女遠在國外，也常常來信問候老人。每年，瞿獨伊以個人獨特的方式紀念自己的好爸爸與好媽媽。這些年來，她到常州參加過四五次瞿秋白生平與著作學術研討會。

老人很開朗、樂觀、健談。有一次，不知不覺采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這時，瞿獨伊的家政服務員提醒筆者“不便談得太久，最好下次接著談。老人談多了，晚上會失眠的”。見在談興上，筆者也難以退卻，于是又“硬著頭皮”談上了半個多小時。

告別時，瞿獨伊深有感觸地如是說：“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親首先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樣，也有七情六欲，對家庭、愛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寬闊胸襟和高尚情操?！辈⒃诠P者的留言本上筆錄下瞿秋白的詞句“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簽名……

2021年6月底，“七一勛章”首次頒授。瞿獨伊是獲得者之一，她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動。據了解，老人家里的電話一時已經被“打爆”。淡泊名利的她，盡管身體不是很好，但生活依然過得有滋有味，從不向黨伸手，從不搞特殊化，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風范。作為賡續紅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問起什么是父母留給她最寶貴的東西，瞿獨伊的回答是：“愛祖國！”

（本文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