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太倉市政協為什么選擇推進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效銜接作為創新重點？

趙建初：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社會組織熟悉所屬領域的專業特點和社會關系，能較為全面、及時、準確地反映本領域存在的實際問題和解決思路。目前我國的社會組織協商仍然處于探索起步階段。

太倉市的社會組織發展走在全國前列，目前，擁有各類社會組織750余家。把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效銜接，探求融合雙方優勢、突破現有瓶頸、深化社會治理，努力構建“1+1＞2”的良好局面，不僅可操作性比較強，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記者：太倉市政協采取了哪些舉措推進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效銜接？

趙建初：太倉市政協專門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制定出臺《關于探索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效銜接 助力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施意見》，并召開專題推進會，作出具體部署。優先選取8個界別小組與16家社會組織進行結對。截至目前，已開展近60次協商議事活動，由市政協牽頭推動協商成果的轉化落實，并及時進行案例分析和經驗總結。重點探索建立了掛鉤聯系機制、選題共商機制、多方參與機制、有序推進機制、成果轉化機制。

優先選擇活躍度高、影響力大、協商意愿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會組織，按照專業對口的原則與相關界別進行結對，建立了“市政協領導+政協專委會+界別小組+政協委員+社會組織”的掛鉤聯系機制。依托社會組織對所屬領域的敏銳洞察力，引導各界別組加強與社會組織、界別群眾的溝通聯系，形成了選題共商機制。建立了政協搭臺、界別委員和社會組織為主、多元主體廣泛參與的協商機制，目前共有1800多人次、20多個部門參加了相關協商活動。注重發揮社會組織的關鍵作用，引導他們提高主體觀念、責任意識和公益精神，讓社會組織協商穩健、理性、有序開展。發揮好政協的“牽線人”“推進器”角色，建立起與政府協商機制。按照科學合理、規范有序、簡便易行的要求，搭建了全流程、標準化履職鏈條，確保了協商活動的務實有序高效。在協商中把專業知識和社會視角進行有機融合，及時提煉總結協商成果，依托政協渠道，向黨委、政府共報送意見建議240多條。結合政協現有機制，強化后續跟蹤問效，組織開展了10多次民主監督活動，推動意見建議持續轉化，綜合轉化率達90%以上。

記者：這項創新目前取得了哪些實效？

趙建初：社會組織直接聯系和服務基層群眾，把政協委員同社會組織的人際脈絡對接并網，讓委員聯系界別群眾更加緊密高效、條理清晰。不少委員反映：“以前寫建議需要對選題苦思冥想，現在對基層情況了解更透徹了，撰寫提案、調研報告和社情民意都是文思泉涌、信手拈來。”這還拓展了政協凝聚共識的途徑，搭建了宣傳政策、釋疑增信、化解矛盾的新平臺，推動了社會治理重心的下移與前移。

我們充分發揮政協橋梁紐帶作用，深入了解社會組織發展潛能和資源訴求。通過多邊溝通與協商對話，進一步強化相關部門對社會組織的扶持引導力度，凝聚互信互利、合作共贏的思想共識，讓社會組織獲得更多項目、資源和人才支撐，項目體量增長了40%以上，助力大量社會組織更快茁壯成長。如為協調共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保護體系，太倉市政協開展多次走訪調研、協商議事活動，經與教育部門協商，把瑞恩社工中心的“學校社工”項目進行重點推廣，為40多家中小學校提供校園文化營造、綜合素質拓展、心理隱患排查等嵌入式服務，多位抑郁癥學生得到社工、學校和家長的及時關注。通過協商，多方協調共同構建青少兒心理健康保護體系，正確引導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設，形成良好人生觀、價值觀。

我們以各界別“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室為載體開展聯動協商，不僅讓社會組織擁有了結合專業領域、深入協商建言的聚光舞臺，也讓政協協商參與社會治理的支點、模式和內容得到進一步拓展，具備更強的專業性、前瞻性和針對性，能夠及時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精準破解治理難題，助力提高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推動社會治理效能得到極大提升。如著眼移風易俗工作，餐飲、婚慶、殯葬三個行業協會與民政局、商務局、文明辦等同臺協商，就減少鋪張浪費、鼓勵厚養薄葬形成了具體方案，全市115個村完善更新了新的村規民約。

記者：這項工作對發揮好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有什么啟發？

趙建初：深入踐行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更好發揮人民政協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汪洋主席關于“促進政協協商同其他協商形式的聯系配合”的要求。精準把握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方位新使命，在“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相銜接”廣泛鋪開的基礎上，找準時代的下一個風口浪尖，對于“推進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有效銜接”大膽探索創新、敢于先行先試，打造了具有太倉特色的創新品牌和協商案例，為相關工作總結了寶貴經驗，提供了可復制、可借鑒、可推廣的參考范本。政協協商與社會組織協商得以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政協通過社會組織的觸角，更加深入基層反映民間訴求，促進多元社會問題的解決，實現政協協商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社會組織通過政協搭建的協商平臺和反饋渠道，促進協商的規范化建設，提高協商能力和水平，提升社會組織主動發現問題、有序開展協商、承接政府職能轉移、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從長期來看，逐步形成協商主體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程序規范、制度健全、成效顯著、保障有力、群眾滿意的“大協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