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南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后，雖然臺灣已經被割讓給日本，但臺灣同胞始終把臺灣的前途命運與祖國大陸的前途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積極支持并參與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勝利，也鼓舞了臺灣同胞的革命斗志，從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武裝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斗爭。

臺灣同胞積極 參與辛亥革命

臺灣同胞不僅在臺灣與日本殖民統治者展開武裝斗爭，同時也十分關心并積極支持或參加祖國大陸的革命活動。

1894年11月，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于檀香山，積極開展反清斗爭。1895年4月，腐敗的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致使中國的臺灣及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此時孫中山利用割臺后臺灣的抗日形勢，派陳少白赴臺籌設興中會臺灣分會。陳少白是廣東新會人，孫中山早年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時的同學，曾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被稱為“四大寇”。陳少白于1897年9月到臺灣，得到了楊心如的幫助和支持。楊心如是孫中山好友楊鶴齡的族弟，早年在廣東參加興中會，曾將大部家產捐贈革命事業。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潛往臺灣。陳少白通過楊心如介紹，結識了臺灣商界人士良德洋行總經理吳文秀、義和洋行買辦容祺年、商界大佬趙滿朝等，吸收他們為興中會會員，成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或稱臺灣興中會），以楊心如的住宅為會所。這是中國革命黨人首次在臺灣建立的據點，也是臺灣同胞直接參與祖國革命活動的開始。分會成立后，為贊助孫中山革命活動，秘密捐助了大量經費。

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聯合國內各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并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這給臺灣同胞帶來新的希望，指明了斗爭方向。1910年，孫中山指派同盟會會員王兆培赴臺發展革命組織。王兆培是一位堅毅的革命斗士，到達臺北后，他一面在臺北醫學校學習醫學，一面秘密在師友、同學中尋找革命的伙伴，為在臺灣建立同盟會組織打下基礎。終于，他在同班同學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臺灣臺南人的翁俊明。在王兆培的影響和同盟會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翁俊明于同年5月1日，宣誓加入同盟會，成為中國同盟會的第一位臺籍會員。9月，同盟會任命翁俊明為通訊員，負責發展臺灣會務，同時宣告中國同盟會臺灣分會成立。1912年至1913年，臺灣會員有72人，常在臺北江山樓集會，討論會務發展及支持孫中山革命事宜。

1911年4月27日，黃興率領120余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發動了中國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臺灣同胞積極參與其中。林薇閣是從福建龍溪遷臺的世家子弟，同盟會會員。黃花崗起義前，林覺民等留日學生要到廣州參加起義，卻少旅費。林薇閣聞訊隨即捐贈日幣3000元，保證了志士們如期趕到廣州參加了起義壯舉。臺灣抗日英烈羅福星，從南洋趕來參加黃花崗起義，在進攻廣東督署時，不幸為流彈傷及左腿，一時血流如注，遂以纏臂白布裹傷止血，并趁炮火間隙潛入一南貨店后院暫避，后被新軍同志掩護脫險。脫險后與胡漢民等人前往南洋活動，徐圖再舉。臺灣著名愛國詩人許南英的次子、作家許地山的胞兄許贊元積極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許贊元被捕，碰巧清軍將領與其父有故交，就偷偷釋放了許贊元，許贊元成為黃花崗起義中少數生還的義士。

臺灣同胞積極響應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臺灣，人人奔走相告，家家慶賀勝利。許多人一夜之間剪掉辮子。臺灣同胞的興奮之情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當時，臺灣臺中大甲溪有人在鐵砧山上建了一座“石敢當”人像，面向祖國大陸，在山頂立一碑，書寫“江山萬里”四個大字，表示心向祖國，心向革命。自從日本侵占臺灣以后，禁止臺灣同胞懸掛祖國的國旗。辛亥革命后，臺灣同胞聽說大陸的黃龍旗已經換為五色旗時，非常高興，然而由于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嚴禁，不能懸掛五色旗來慶祝辛亥革命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臺北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小孩，為了能看到祖國新的國旗，他們在中午的時候，把一盆清水放在露天地上，盆里放一塊玻璃，讓陽光照射而形成彩虹，孩子們相信：“這就是祖國的新國旗，祖國的新國旗確實升上了天。”孩子們成群地站在盆的周圍，拍手歡呼。

辛亥革命后，臺灣同胞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轉變，“民主”“共和”等新詞匯扎根在臺灣同胞的心中。他們以各種方式慶賀、宣傳這一勝利。當時在上海大量發行了孫中山、黃興等人的畫像，武昌起義的戰爭圖畫，還有以革命為主題的“新三字經”。臺灣城市一些中文私塾的小學生們，很喜歡念上海新出版的《新三字經》。這書開頭四句是：“我中華，民主國；黃龍旗，變五色。”臺灣的商人則大量輸入這些書畫，同時島內各地的書店也翻印這些書畫，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人們爭相購買。有的將此作為室內的裝飾品，有的根據這些通俗小說向親友宣傳中國革命家的活動。鬧區的商人又以祖國大陸進口“拉洋片”“木偶戲”等宣傳革命，更有聘請說書人講解上海出版的“孫逸仙演義”和“辛亥革命演義”等故事，臺灣民眾都很喜歡看，很喜歡聽，每場都滿座，可以說是盛況空前。一般家庭的婦孺則都以一些淺顯易懂的話來理解辛亥革命。

臺盟前輩對辛亥革命印象很深刻。陳文彬曾經說過，當時上海發行了對開的和四開大的孫中山、黃興等人的畫像和武昌起義的圖片，在臺灣城市和鄉村都很暢銷。他說當時他8歲，在家里看到一張彩色圖，他母親告訴他：“清朝已經倒了，咱中國沒皇帝了，是個共和國了。”并說了孫中山的故事，“這在我幼小心靈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半個世紀后還能明顯地回憶起來。”王萬得說：當時臺灣社會各階層人民，連一般家庭婦女和兒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了，人們把這個重大事件概括為三句話：“‘漩桶’已經退位，孫逸仙作了大總統。”“漩桶”和“宣統”二字諧音，是“尿桶”的土語。臺灣人民故意把“宣統”讀成“漩桶”，以表示對清朝封建統治者的痛恨和蔑視。李喬松曾被鄉民選為“保正”，因受辛亥革命勝利鼓舞，他把孫中山的大照片公開掛在“保正辦公室”墻上，并經常教育子女：“咱們是中國人，祖國是中國，要有骨氣，要有民族氣節。”

辛亥革命的勝利，使臺灣人民對祖國充滿了渴望。澎湖漁民章吉輔聞知，于1911年10月19日駕駛危舟，突破日軍封鎖，渡海到福建參加革命。后來，又有一批投效祖國者，他們先后加入福建駐軍孫道仁部隊。當孫道仁被推舉為都督后，臺灣同胞也出資出力給予大力支持。1913年，臺灣霧峰林家的林祖密毅然決然放棄了臺灣龐大財產、低價變賣了田地，向日本駐廈門領事署申請放棄日本國籍，再向中華民國內政部申請恢復中華民國國籍，成為第一位恢復中國國籍的臺灣同胞。1915年，在孫中山的影響下，林祖密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1917年，孫中山率領一部分國會議員及海軍南下廣州，倡導護法，林祖密在閩南響應，并被孫中山委任為閩南軍司令，負責閩南護法軍事的進行。林祖密受命后，即設秘密機關于鼓浪嶼，派人到各縣、市布置。1925年7月2日，被駐扎在漳州的孫傳芳部所圍捕，于同年8月23日慷慨就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臺灣愛國詩人丘逢甲聽到消息振奮不已，他寫道：“內渡十七年，無若今日快心者”；認為“革命家從此推翻清室，建立共和，賢能在位，誠意振刷，則洗雪國恥，恢復故土，可指日計”。當時兩廣總督張鳴岐妄圖在廣州掙扎，丘逢甲挺身而出，力主擁護共和。孫中山在上海第一面見到丘逢甲就說：“丘先生在臺，建立共和，無人不知，我與你神交二十年，今日獲見，大慰平生。”丘逢甲還與胡漢民、伍廷芳等分別對寓居在滬的廣州、潮州、嘉應、肇慶各屬同鄉富商募集民國開國盛典的款項，一共募得70余萬銀洋，使得中華民國的開國大典順利舉行。1912年1月，丘逢甲作為廣東代表，赴南京出席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會議，被選為參議院參議員，也是46名出席會議中唯一的臺灣省籍代表。

為緩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嚴重的財政危機，同盟會會員翁俊明等大力號召臺籍人士慷慨解囊，很快就籌集到2400元。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翁俊明與培養細菌成績最好且有實踐經驗的同學杜聰明，攜帶藏于溫水瓶內的霍亂菌前往北京，企圖投入蓄水池毒殺袁世凱。1913年秋，翁俊明、杜聰明經日本神戶轉赴北京，臨行時舉行了悲壯的宣誓儀式，并各留血書告別父母。兩人到達北京后伺機行事。他們打聽到袁世凱讓人將一條長達數十里的水管深埋地底，把玉泉山的泉水引到住處飲用。他們通過店員到達玉泉山后發現袁世凱專用水管四周警衛森嚴，翁俊明急中生智，叫上杜聰明懷抱藏于溫水瓶內的霍亂菌一起跑向水源頭，在場的北洋軍衛兵目瞪口呆。翁俊明用腰力突然將上半身往前一挺，就此假裝腳下一絆，將整個身軀向前撲倒，在大批北洋軍衛兵的驚駭莫名注視之下，將大部分的霍亂菌毒液流入水源頭。此時，北洋軍官一定要追查瓶子里裝的是什么東西。翁俊明說里面裝的是飲料，并當場喝了一大口，這才安全離開。此次暗殺因藥效不夠，計劃失敗。翁俊明失望至極，只得化名離京返臺。翁、杜二人的計劃雖未成功，但顯示了臺灣同胞對祖國革命運動的熱烈響應，對保衛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赤膽忠心。

辛亥革命鼓舞了 臺灣同胞的抗日斗爭

辛亥革命極大鼓舞了臺灣同胞，他們又密謀開展了一系列武裝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斗爭。1912年3月，臺灣南投劉乾、林啟禎響應辛亥革命，聯絡民眾，建立秘密組織，襲擊日本林杞埔警察廳，激戰7天。6月，嘉義農民黃朝、黃老鉗獲知辛亥革命勝利，號召鄉民起來驅逐日寇，慘遭殺害。9月，南投陳阿榮又一次建立抗日組織，聚集起數百人，事敗后被捕入獄。這些斗爭是深受辛亥革命的影響，以“驅逐日寇，光復臺灣”為目標，它成為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以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粟起義規模和影響為最大。

羅福星（1886-1914），字東亞，號國權，客家人，祖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蕉嶺縣）藍坊鄉大地村，生于印尼雅加達，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廣東蕉嶺“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羅福星、謝晉元）之一。少年時期始終懷著為國雪恥、振興中華的抱負。1903年，隨祖父遷臺，因不滿日本殖民統治，于1907年返回廣東故鄉，并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投身中國民主革命事業。自革命之日始,孫中山就將收復臺灣作為革命目標之一。1912年元旦,他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向中外記者明確表示,“中國如不能收復臺灣,即無法立于大地之上。”1912年5月，孫中山對羅福星談道：“臺灣是中國領土，決心收復，但為大局著想，必須講求方法，基于種種原因，自己不便出面，亦不宜直接過問。可以去見閩督孫道仁，將來如需軍火，可電告閩、粵兩省都督，自會全力支持。”這對羅福星是極大鼓舞。1912年12月8日，羅福星與抗日志士來到臺灣，籌劃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臺灣同胞遭受異族統治的命運。

1913年3月15日，羅福星在苗栗召開各地抗日志士大會，發表《大革命宣言》，列舉日本殖民統治者的21條罪狀，號召臺灣同胞團結起來配合辛亥革命，驅逐日寇，光復祖國河山。羅福星在宣言中說：日本據我臺灣，于茲十有九年，而人民受害匪淺。今日剝我皮膚，四五年后削我骨肉，八九年后必吸我骨髓矣！哀哉！吾臺民！慨自日本之我臺灣以來，奪我財產，絕我生命，日本苛政，無所不用其極，豈有諸君甘心受此苛政之下乎？《大革命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暴虐統治的罪行，斥責了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血腥迫害和殘酷掠奪，號召臺灣人民團結起來，配合祖國革命，開展抗日斗爭。《大革命宣言》散發后，受到全臺人民的歡迎和擁護，極大鼓舞了與會的抗日志士，同時也引起了敵人的驚慌和注意。

當羅福星等人積極籌備苗栗起義時，正值宋教仁被暗殺，“二次革命”爆發。隨著“二次革命”的失敗和袁世凱北洋軍對南方各省的控制，孫中山和革命派的許多重要人物被迫流亡海外，不僅革命形勢出現危機，也使羅福星等人期望中的大陸支援化為泡影。羅福星等人遂決定以島內革命力量為主要依靠，積蓄力量，準備起義。在羅福星等人的組織與影響下，臺灣中南部相繼發生了4起抗日事件，分別是南投事件、新竹事件、臺南關帝廟事件、臺中東勢角事件。羅福星領導的上述抗日武裝起義使日本殖民統治者極為震驚，他們開始從南到北在全省范圍內進行大搜捕。1914年3月3日上午9點25分，在臺北監獄絞首臺上，羅福星泰然受刑，年僅28歲。他為爭取臺灣人民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謀求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統一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臨刑前，他寫了一首《祝我民國詞》，故意把“中華民國孫逸仙救”8個字嵌于句首，以此頌揚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豐功偉績：

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苞桑氣運昌；

孫真國手著初唐，逸樂中原久益彰；

仙客早貽靈妙藥，救人千病一身當。

這場歷史上著名的苗栗起義雖因寡不敵眾而以失敗告終，但其不屈不撓的斗爭沉重打擊了日本殖民暴政，在臺灣播下了心向祖國、恢復臺灣的革命火種。繼苗栗起義后，從1913年到1915年，林圮埔、黃朝、羅阿頭、余清芳等人先后在南投、嘉義、臺中等地展開了抗日反殖民地的武裝斗爭。這些斗爭是辛亥革命在臺灣的繼續和延長，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由此在臺灣得到發揚光大，為最終收復臺灣奠定了基礎。回顧這段光輝的歷史，辛亥革命與臺灣同胞步步相隨、息息相關，臺灣同胞從未缺席。

(作者工作單位：臺盟中央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