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明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改天換地的大事件，也引起了當時在華外國人的高度關注，他們作為親歷者在著作、報道、書信及日記中留下了大量關于辛亥革命的一手記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文將主要參考英國記者莫理循的《直擊辛亥革命》、英國記者丁格爾的《1911-1912親歷中國革命》、美國傳教士布朗的《中國革命1911》及《共和十年：〈紐約時報〉民初觀察記》等國內出版的譯著，梳理考察外國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復雜鏡像，并從西方人的視角來觀察辛亥革命的不同面相。

辛亥革命過程的描寫

辛亥革命中的武昌首義自1911年10月10日爆發后，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美國《大陸報》特派記者丁格爾及美國《紐約時報》的駐華記者對起義進行了連續的報道。

《紐約時報》10月13日刊發的《武昌爆發反清革命，共和政體有望建立》報道對武昌起義后的形勢稱：“湖北地方政府宣布獨立。起義軍組織嚴明并有很好的供給。他們查抄了當地的國庫和銀行，并發行自己的紙幣以彌補政府財政。兩天前攻占武昌的革命軍已跨過長江，除居住有外國人的漢口、漢陽兩鎮外，湖北省其他所有地區已落入義軍手中。成千上萬的新軍士兵參加了武昌起義。”

關于武昌首義后清政府當局的反應，外國記者也有敘述。10月23日《泰晤士報》刊發的莫理循的《中華危局》報道提到清政府的困難稱：“普遍認為，政府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因為不僅到處是對叛亂的恐懼，在赴援清軍的后方更是如此，而且還有其他危險，如彈藥不足，越來越多的起事，困窘的財政。財政問題非常嚴重，戶部得到旨意，除了軍事用途和支付外國貸款，不得支出任何款項。”該報11月7日刊發的莫理循的《北京城內的恐慌》還報道稱：“據可靠消息，朝廷已嚇得不知所措。無論發生何事，朝廷都將留在北京，但許多公主和貴婦人已到外國租界尋求庇護。在當前的危機中，沒有比滿、漢人尋找外國保護更奇特的事了。”《紐約時報》11月5日刊發的報道《武昌事變后的中國時局》還分析了起義造成的影響：事變后，這個國家被分裂為南北兩個部分，南方的革命派要求成立共和國，而北方的立憲派希望廢除滿族特權、建立憲政。除非獲得充分的安全保障，否則北方軍隊不愿接受任何東西。就北京當局而言，時局走向取決于目前正在灤州集結的這支北方軍隊的態度。

對于辛亥革命中的各省戰事或各地易幟，外國人也有報道。如丁格爾曾親自到前線體驗記錄了10月下旬的漢口劉家廟戰斗，他對當時清軍的布置指出：為了防止部隊叛變，河南和山東兵在前面，滿洲人直接在他們后面。這是滿洲官員設計的花招，旨在維持清軍的忠誠。河南兵既不能放下武器，也不能后退，即使他們非常愿意。加入敵軍的企圖會遭到滿洲人的射擊。滿洲兵使所有軍隊只能向前，不許后退。《紐約時報》在《武昌事變后的中國時局》這篇報道中還指出：武昌城并未作任何抵抗便被革命軍占領，長江上游其他城市已和革命軍將領取得一致，直接懸掛白旗。很難說是革命軍“占領”了上海、武昌和其他上游城市，只不過是眾人都默認各地易幟而已。整個過程中大約有10人死亡，另有20人受傷，其中多數是在用炸藥炸開勉強關閉的城門時意外傷亡的。

當時社會各界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在華記者也有所觀察。莫理循在10月27日信中提及民眾對革命態度稱：“我在這里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贊同革命。甚至比較開明的低級滿族官吏也反對他們的政府。現在要得出目前最好該做什么的意見還為時太早，但我想，在現在絕對君權和如此眾多的中國人正在醞釀的共和制之間，要有個中間階段。清王朝終究還有一種使中國各省和人民凝成一個整體的影響。”

莫理循在11月8日《泰晤士報》的新聞報道中則提到北京報界對革命態度稱：北京報界正在改變腔調，變得大膽起來。一些報紙公開支持革命黨，抨擊一些暴行和袁世凱起用聲名狼藉之人。輿論呼吁沒收滿族王公的財產，以賠償人們因漢口大火而遭受的損失。社會上似乎普遍存在一種不確定的、不能解釋的恐慌。但無論如何對外國人沒有任何不友好的言行。

莫理循在1912年2月14日的該報發表的《北京一片寧靜》報道還提及了2月12日清廷退位詔書發布后民眾反應稱：“北京很平靜。詔書已被人民所普遍接受。除了貼在各個路口，宣告國體改變，命令保守秩序，警告擾亂和平將處死刑的措辭嚴厲的告示外，一切如常。上海也發來電報，語氣輕快，宣告已普遍接受詔書的內容。此間人士認為，詔書使目前的狀態合法化，但實際上政府的管理并沒有變化，自皇帝被剝奪了實際權力以來，首都人民已經習慣于這種管理了。”

對于清政府與革命軍的和談，駐華記者也一直保持著關注。11月29日的《泰晤士報》發表的莫理循《攻陷武昌》提及了雙方和談稱：“武昌被攻陷后，革命領袖黎元洪希望接受袁世凱最初提出的和平協議，這大大增加了和平的希望。袁世凱當然要以和解的態度行事，希望重新贏得長江流域革命黨對他的信任。袁世凱引導他們接受這樣的觀點：除了推翻朝廷，關于立憲政府的一切事宜已經得到認可，再進行爭斗，已沒有任何意義。”12月18日，革命軍與清政府在上海開始了南北和談，伍廷芳、唐紹儀分別作為首席代表出席，對其重要性，丁格爾曾敘述稱：“這次北京政府和南方派全權代表的和平會談被認為對中國有非常之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此為中國命運之轉機。全世界將非常集中地觀察事件的進展并對事件的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對立兩派的首席全權代表唐紹儀和伍廷芳可能獲得文明世界的贊譽，也有可能因為沒能把握住把中國的命運緊緊地設置在進步的軌道上這個機會，特殊的環境組合提供了這么一次機會，而遭受譴責。”南北和談實際一直為袁世凱所主導，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泰晤士報》1912年1月16日發表的莫理循的《清王朝最后的時日》還提及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妥協稱：可以滿懷信心地相信，盡管有不同的意見，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人將認同皇帝以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呼求，因為他們知道在中國的政治家中，只有袁世凱長于治國經驗，有眾多的滿人和漢人追隨他。他是帝國精銳軍隊的創建者，在國外贏得了信任和尊重。

對于此次辛亥革命的性質，丁格爾還進行了概括：“這次運動不僅僅是甚至主要是由一種進行一場被腐敗的清王朝長期耽擱的改革的鼓動而發起的。人們要求廢除滿族統治的普遍呼聲也不是完全地或主要地是人們對韃靼王朝有擺脫傳統暴政的勇氣和信念的不信任。這場就像野火一樣的革命在南至廣東北到直隸的中國大地上蔓延，它很顯然是一場被當作是削弱外族統治的全國起義。他們借用了民主西方的政治呼聲。在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心地區，它用共和政府裝點了自己，但它的動力卻源于一個民族在滿族統治以來近三百年的不受羈束傳統情結。”

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采訪描寫

因在華外國記者對于辛亥革命中的黎元洪、袁世凱、孫中山等重要人物還要詳細描述，有些記者對他們進行了當面采訪。如丁格爾1911年11月20日在武昌采訪黎元洪，他在武昌起義后被推為了湖北軍政府的都督，丁格爾對其進行評價稱：“如果沒有黎元洪，中國可能不會有這場革命，他的名聲現在已傳遍了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歷史即將證明，黎元洪是中國貢獻于世界的最偉大的改革家。他杰出的領導才能以及他領導人民取得迅速改變的例證，使新中華在東西方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很少有人能從一個在國家生活中默默無聞之輩變成政治知名度最高的人。”

在華外國人對袁世凱的關注最多。美國傳教士布朗曾稱：“他（袁世凱）對北洋將領有著絕對的影響力，盡管對于南方將領的所作所為他并不能完全約束，可是南方將領在作出決策的過程中，卻不能無視他的態度。”11月19日的《紐約時報》刊發的《萬眾矚目的袁世凱》一文稱：“清廷委任他為總理大臣，南方革命黨人擁戴他為民國大總統，在這個東方大國的此次危機中，袁世凱左右逢源，步履輕快而平穩，成為了當前中國最具實權的人物……結合他以往的政治經歷和目前來自中國各方面的聲音判斷，在這場動蕩的革命結束后，整個世界將發現，無論袁世凱的頭銜是總督、總理大臣或總統，這個人將成為他們處理對華事務時無法回避的大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丁格爾在1912年即曾估計到袁世凱將來稱帝的可能性，他稱：“但如果袁世凱真有野心，在中國成立一個共和國也應該符合他的要求，拿破侖就是從一個共和派人士開始總攬大權登上皇位的。如果袁希望當皇帝，他可以利用的最有利的形勢就是接受共和國總統的職位，假以時日，就像拿破侖在法國所做的那樣，直到不可避免的倒退開始后，蛻變成帝國就相對容易了。”而后來的歷史發展真實地驗證了他的預判。

莫理循曾多次采訪袁世凱，對其報道頗多，不乏溢美之詞。如11月21日的《泰晤士報》刊發了他撰寫的《袁世凱論危機》一文，介紹其對袁世凱的當面采訪稱：“他意識到自己重任在肩，關系重大——幾乎是沒有希望的，但他決心不遺余力地重建一個穩固的政府，使國家不至于分裂。抱此目的，他主張保留現行王朝，建立有限君主政體，因為他害怕一旦革命黨的要求得到滿足，清王朝滅亡，將出現混亂，導致無政府狀態，其結果，外國人的利益將受損，生命必有危險，接下來將出現外國人干涉和瓜分中國的現象。”莫理循在12月23日的《泰晤士報》的《中國的未來》報道中說：“盡管袁世凱從北京多次發來電報，堅持君主立憲思想，但人們堅信他肯定會讓步，并成為第一位聯邦共和國握有全權的總統。盡管對他這個人有不少反對之聲，但普遍認為，由于他在外國人中有威信，他擔任總統可使共和國盡快被外國列強所承認。”從上可以看出莫理循對袁世凱的好感，他甚至在1912年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還成為了袁世凱的政治顧問。

對于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在華外國人也多有評價，多肯定其堅持不懈地進行革命的精神。如布朗贊揚孫中山稱：“孫中山先生流亡國外15載，始終關心著祖國和民族的命運，于千里之外運籌帷幄，說服萬民時口若懸河字字珠璣，面對強敵時堅毅果敢毫不動搖，他偉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教化了他的億萬同胞。在其歷經磨難回歸祖國之日，卻能夠視名利如糞土主動讓賢，此種胸襟深深懾服了許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領袖們。革命派領袖們嘆服于中山先生的領袖風范、高超智慧和寬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動機背后釋放出的無與倫比的道德力量——像孫先生這樣集多種崇高美德于一身的偉人世間罕有。”對于孫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丁格爾描述道：“孫逸仙，這個來自全世界最保守國度的革命者，這個從人類最刻毒、最殘忍的迫害的陰影中逃脫的逃犯，他保留著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會有神奇的秘密組織的那種內在精神，如今，通過南京臨時政府會議公告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

此外，對于革命軍群體的觀察，也為外國人所關注。如丁格爾肯定了革命軍的軍紀良好稱：整個革命期間，革命軍的部隊無論是否受過訓練，都有良好的舉止，每一個關注這次起義的人都對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革命開始的幾天里，一張張貼的安民布告顯示出革命領袖們的風范。

辛亥革命影響的論述

辛亥革命的戰事給民眾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外國人也深表同情，多有敘述。丁格爾描述武漢戰事造成的破壞稱：“戰爭從江左岸的劉家廟向漢陽蔓延，從江右岸的青山要塞向武昌擴展，難以置信，在短短的兩周內竟會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附近的村莊被夷為平地，居民不是被迫逃走，就是死在廢墟中。所有的莊稼都遭到踐踏，稻田被挖成戰壕，這種災難在村莊周圍蔓延近數十里。黑土地正訴說著那悲慘的故事，這兒在和平的環境中曾生活著一群幸福小康的村民，但現在都逃走了或死去了。”他還特別敘述了清軍火燒漢口造成的影響稱：漢口城大部分僅剩下一堆被燒黑的廢墟，成千上萬的人因無家可歸和沒有飯吃而到處流浪，女人被虐待和強奸，搶劫和大屠殺殘忍地齊頭并進。

對于辛亥革命造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在華外國人也進行了分析。如作為傳教士身份的布朗看到辛亥革命影響了中國官員對傳教士看法的變化，官員們之前多是盲目排斥傳教士，“辛亥革命的到來，很大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官員的這種認知。部分原因是傳教士們在南北陣營的對峙中能夠扮演中立的角色，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很多先前反對傳教士或者對傳教士不予理會的中國官員不得不借重傳教士的居間效應，因為傳教士可以做很多雙方都不方便做的事情。”對于辛亥革命的廣泛影響，丁格爾分析較多，他指出：“當前，中國正經歷一場社會的、商業的和教育的變革，事件發生得如此之快，以致如果誰要想跟上歷史前進的步伐，就必須立即去讀剛剛發生過的新聞。任何一個全國性事件剛剛發生，旋即就變成了歷史，我們不可能與所有的變革同步，變化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中國表面上呈現一派新氣象。”特別是他還關注到此次革命對外國的在華貿易影響稱：最近因革命引起的服飾變化，已顯示出中國人更換服裝的巨大需求。由于剪掉了辮子，人們拋棄了曾經非常時髦的小而圓的滿洲式帽子，立即產生了對外國帽子的需求，商業機會也被創造出來了。

很多在華外國人認為辛亥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希望，丁格爾指出：在這個奇怪民族的國家生活的表層，我們看到了一束希望之光，它預示著一個更偉大的日子的開端。甚至我們這些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也在驚喜中迷失。布朗則對辛亥革命帶來的民主與進步給予充分解讀，他指出：“盡管新生的中華民國困難重重，但未來依然充滿希望，‘民有、民主、民享’的現代政治理念在中國民眾中的影響力日益壯大。迄今為止，重任在肩的中國主流精英們在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政體時一直展現出堅定果敢的信念與卓越驚人的智慧。無論中國的轉型之路如何前行，方向卻是毋庸置疑的。生機勃勃的進步勢力必然會戰勝頑固的保守勢力，現代政治理念必然會取代傳統政治理念。”布朗在其著作《中國革命1911》的最后，滿懷希望地提出：中國這個古老的封建帝國已經被辛亥革命徹底埋葬，這個腐朽的封建帝國已經轟然倒塌，中國人民迎來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時代。放眼全球，縱觀人類的整個歷史，還有比辛亥革命的勝利更加激動人心的時刻嗎？

縱觀當時在華外國人親歷的辛亥革命記載，對辛亥革命的起因、過程及影響都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并對其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有生動的描述，為我們了解此次革命提供了獨特的觀察視角，而且可以彌補中方史料敘述的不足。當然有些在華外國人的記述也存在一些史實上的錯誤，對袁世凱評價過高等問題，需要讀者客觀的看待與評判。

（作者為中國歷史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