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彬（1887—1942）是山東省高青縣人。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是我國北方早期工人運動的先驅和卓越領導人。他很早就開始接觸革命思想，1920年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中共“一大”前，經鄧中夏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黨員之一。曾在全國工會和黨內任重要職務，為黨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建立了不朽功勛，是黨史和工運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一、 跨入產業工人隊伍

史文彬，乳名銀子，字志卿，化名史志清。1887年11月29日出生于山東省青城縣史家村（今高青縣青城鎮西史村）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史德森有些文化，史文彬自幼在亭子李村較為富裕的外祖父李思會家讀村塾。1895年夏，黃河洪水泛濫，青城全境被淹，家中受災。1896年，在舅父李連進幫助下，全家遷往濟南靠開雜貨鋪為生。1899年前后父母相繼去世。1901年，史文彬被舅父送到濟南一所教會辦的公益學校半工半讀。1907年，轉入濟南十二馬路公益鐵廠做工。

苦難和坎坷，使史文彬既飽嘗了生活的艱辛，又磨煉了他頑強的性格。在鐵廠，面對廠主的剝削和工頭的殘暴，他常為工人鳴不平，與廠主、工頭進行斗爭。1912年夏，毅然發動工人進行反抗，這是山東乃至全國工人階級一次較早的斗爭。在鐵廠斗爭中，廠主勾結警察欲逮捕史文彬，他被迫逃離鐵廠，隱藏在歷城的姐姐家。1912年初秋，史文彬從歷城到了長辛店，經人引薦和憑借自己熟練的技術，考進長辛店鐵路工廠當了鉗工，加入了產業工人的行列。他為人正派，辦事認真，階級覺悟高，技術精湛，善于幫助和團結工友，敢于同廠主、工頭做斗爭，深得廣大工人的敬重和擁護，在工人中有較高的威望。短短幾年，就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提起“史麻子”（幼時患有天花，臉上留有麻點），工人佩服，工頭怵頭。1915年，經工友介紹，與河北省定興縣張老增女兒結婚。

二、 參加“五四”反帝愛國運動

1918年，史文彬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讀到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宣傳革命的文章。特別是毛澤東先后兩次到長辛店鐵路工廠與史文彬等人促膝交談，使他思想深受啟迪，眼界不斷開闊，并且悟出一個道理，那就是：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要想不受欺壓，就得起來向剝削階級展開堅決的斗爭。

“五四運動”爆發后，史文彬立即組織工人以實際行動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副廠長劉家驥是賣國賊曹汝霖的女婿，平時橫行霸道，欺壓工人，史文彬組織一批工人，抬著煤油桶，焚燒了劉家的大門，一向作威作福的劉家驥倉皇逃竄。他還積極組織“救國十人團”、各界聯合會，開展“提燈會”游行，勇敢地投身到反帝愛國運動中。同年冬，在史文彬的倡導下，開辦了“夜班通俗學校”，他親自擔任語文教員，向工友講授文化知識，宣傳團結奮斗和救國救民的道理。

三、 中共一大前光榮入黨

1920年，史文彬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中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積極配合李大釗開展工作，思想覺悟不斷提高。1920年冬，李大釗派鄧中夏等到產業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發動工人參加革命斗爭，史文彬結識了鄧中夏。通過平民教育演講團活動，史文彬深受教育，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在協助鄧中夏等人創辦勞動補習學校過程中，因開辦經費少買不起桌椅板凳，他積極組織募捐。學校成立后，史文彬被選為校委會委員。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經常到校講課，以通俗生動的語言既教文化，又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史文彬在參加管理學校的同時,也積極帶頭參加學習，無產階級覺悟進一步提高。

1921年5月1日，長辛店2000多名鐵路工人和來自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舉行紀念“五一”節大會，通過了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的決定和俱樂部章程。大會結束后，史文彬親自帶領工友高舉“勞工神圣”“八小時工作”等旗幟，高呼“勞動萬歲”“五一節萬歲”等口號，舉行示威游行。其聲勢之大,被鄧中夏稱贊為“中國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眾的示威游行”。“五一”節過后不久，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史文彬被選為委員長。長辛店工人俱樂部被《共產黨》月刊稱贊為“不愧乎北方勞動界的一顆明星”。同年6月，在史文彬的指導下，津浦鐵路局濟南機廠李廣義、黃錦榮成立山東省第一個具有工會性質的工人俱樂部。史文彬逐步成長為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正如鄧中夏所說“無論按階級成分，按覺悟程度，按為人的誠懇實在，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賴的一個”。中共“一大”前，經鄧中夏等人介紹，史文彬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一批工人出身的黨員。“一大”之后，北京區委成立，史文彬曾參加區委領導工作。

1921年8月，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史文彬任北方分部委員會委員。10月，長辛店建立了黨小組，次年8月，建立了黨支部，史文彬任支部書記。

四、 領導“二七”工人大罷工

史文彬入黨后，奮斗目標更加明確，工作更加積極主動。在廠內，史文彬帶領工人開展了斗監工、打工賊、攆廠長、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勞動條件等斗爭。在社會上，盡力支持北京郊區菜農反對苛捐雜稅的斗爭，經常參加和支持京漢鐵路沿線以及其他地區工人俱樂部開展的活動。

1921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成立，史文彬任委員會委員。10月，長辛店成立黨小組，次年8月成立黨支部，史文彬任第一任黨支部書記。

1922年4月，史文彬參加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并與鄧中夏一起提出了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案。6月，他領導長辛店工人痛打了翻砂場工頭鄧長榮,將其趕出長辛店。不久，他又發動工人懲辦了被路局收買了的工賊謝德清；攆走了挖空心思壓榨工人的外國廠長祚曼。8月，被選為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委會副委員長，并接受了領先發起罷工的光榮任務。他領導了長辛店鐵路機廠工人第一次大罷工，即“八月罷工”，罷工持續3天，迫使反動當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拉開了北方工人運動的序幕，長辛店成了工人運動的中心。隨后京漢鐵路沿線各站，罷工怒潮滾滾而來，先后成立了16個工會，為總工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曾說“中國的工人運動還是從長辛店鐵路工廠開始的”。

1923年2月，史文彬參與領導了著名的“二七”工人大罷工，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彩奪目的一頁。

1923年初，時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委會副委員長的史文彬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負責人提前來到鄭州，準備按時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軍閥吳佩孚公然派出軍警封鎖會場，禁止開會，要總工會代表去洛陽談判，史文彬等人受委托立即趕赴洛陽，史文彬據理力爭，嚴辭告誡：“成立總工會是我們工人的權利和自由，根據勞動法案大綱，人民有集會、結社的權利，工會成立大會我們一定要開”。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軍閥吳佩孚派兵包圍會場。史文彬等人不畏軍閥淫威，毅然進入會場，莊嚴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史文彬任罷工委員會副委員長，具體負責組織全路罷工事宜。

2月4日，總工會宣布京漢鐵路總同盟罷工，號召工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3000多工人潮水般涌向罷工誓師大會會場，史文彬站在高臺上首先宣讀了罷工宣言，接著發表了鏗鏘有力的講話：民國約法說，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工人也是人民之一分子，為何我們工人無有？！古語道“不自由，勿寧死”，我們要爭我們的自由，爭我們的人格。我們要向侵略我們自由的人宣戰，我們的一切行動要聽從總工會的指揮！會場上立即響起雷鳴般的口號聲，“罷工！罷工！”“服從總工會命令！”，罷工開始。長辛店罷工開始后短短3小時內，京漢鐵路2萬余人舉行總罷工，全路1200公里頓時癱瘓。

京漢鐵路總罷工的勝利舉行，使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反動軍閥大為震驚。他們準備屠殺罷工工人。面對敵人咄咄逼人的氣勢，史文彬和委員們鎮定自若，走遍長辛店的每個角落，高呼“沒有總工會的命令，絕不復工！”工友們更增添了無比的信心和力量，使罷工斗爭如火如荼地堅持下去。

2月6日深夜，反動軍警逮捕了史文彬、吳汝銘等11名工會領導人，并釀成4人死難、5人重傷、輕傷無數的慘劇。2月7日，鄭州、石家莊、江岸等地的罷工群眾，也遭到了血腥鎮壓。全路被傷害的工人44人，重傷者30余人，被捕者30余人，被開除者千余人，這就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駭人聽聞的“二七”慘案，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五、 忠誠義無反顧

在獄期間，史文彬受盡嚴刑拷打和非人折磨，每次他都以驚人的毅力堅持下來，還安慰照顧和自己關在一起的工友，鼓勵他們堅持斗爭。他在王盡美的指導下與康景星等組成秘密黨小組，堅持斗爭的同時，發展工人出身、斗爭堅強的張士漢入了黨。11月，史文彬被營救出獄。當時，北方工人運動處于低潮。有人悲觀失望，意志消沉；有人叛變投敵。但史文彬卻更堅定了為革命事業奮斗的決心。出獄后，他先后到豐臺、山海關、唐山、德州等地考察，同工友們商量繼續開展斗爭的辦法。

1925年1月，史文彬在李大釗的指引下，到天津面見孫中山，請他協助解決罷工中被捕工友復工問題。孫中山不但同意其復工，還允許恢復工會。復工后，他立即投入到新的戰斗。他按照黨的指示到達保定，擔任保定第一任市委書記，與其他市委委員一起組織成立了“保定國民會議促進會”，開展恢復工會和繼續發展健全黨團組織工作。2月，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恢復，史文彬仍擔任副委員長，同時擔任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4月，保定鐵路黨支部成立，他兼任支部書記。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發生后，他與保定各界人士組成“五卅”慘案后援會，開展各種活動支持上海。11月，發動工人開展反拖欠工資的斗爭。

1926年2月，史文彬出席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三次會議，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后，他代表全國鐵路總工會赴京漢路各站撫慰“二七”難友家屬，因工賊告密再次被捕，被判刑4年，后經張家口工會保釋，留在京綏路工會工作。同年夏，史文彬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起初，他組織京綏鐵路工人大隊，配合國民軍胡景翼與軍閥吳佩孚、張作霖作戰。國民軍西撤后，史文彬率鐵道大隊轉赴鄭州，負責保障鐵路暢通，保證了北伐軍的迅猛北進。北伐軍逼近武漢時，史文彬率部分隊員秘密潛入武漢以北的橫店車站，卸掉了鐵路上的鋼軌夾板，使倉皇出逃的吳佩服所乘列車突然脫軌顛覆，隨行人員死傷慘重，吳佩孚也被嚇得魂不附體，狼狽逃竄。

六、 不懼白色恐怖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1928年初，史文彬隨黨中央遷往上海轉入地下斗爭，參加中央特科負責中央交通工作和全國總工會工作。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史文彬雖未出席會議，但由于他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和盛名，而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929年1月，黨中央任命史文彬為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他全力傳達貫徹“六大”決議精神，戰勝重重困難，恢復重建了省委和豫南、豫北兩個特委，并指導南北黨組織的工作，使全省黨的組織和革命斗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扭轉了被動局面。

1929年2月，為紀念二七罷工6周年，史文彬發表了《“二七”的精神是什么》的文章，概括總結了“二七”罷工的精神，呼吁全國工友拿出勇氣，勇往向前。9月，他代表中國鐵路工人參加了在海參崴召開的太平洋職工會議。11月，出席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此后，史文彬一直留在上海，在黨中央和全國總工會從事工運工作。

1930年2月，在紀念“二七”罷工7周年之際，他發表了《“二七”熱血激起了全國革命的浪潮》文章，激勵全國工人發揚“二七”精神，向反動派開展英勇斗爭。9月，他出席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后，秘密到哈爾濱工廠工作，年底返回上海。

1931年1月，史文彬出席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會議期間，他反對國際代表米夫伙同王明等人操縱中央召開四中全會，要求召開緊急會議解決三中全會調和路線，改造中央，并做了激烈發言。會后他參加了羅章龍等人組織的“非常委員會”。王明等人上臺控制中央領導權后，7月，史文彬被免去候補中央委員，開除黨籍，停發了生活供應。同時，王明等人百般阻撓他去蘇區，史文彬只好化名史志清，帶領家人離開上海。

七、 壯志未酬身先去

史文彬全家秘密離開上海后，乘船先到青島，后轉濟南暫住親友家中。他在濟南積極尋找黨組織和謀生的職業。由于當時山東白色恐怖嚴重，黨組織和職業均未找到，只好回到青城縣，在西門里開了“鼎新”鐘表店謀生。在惡劣的環境中，為了避免暴露原來的身份，他再三告誡子女，只許說在外邊做生意，別的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更是深居簡出，少與人來往。

但他內心卻始終紅心向黨，掛念著黨的事業，關注著革命的前途，千方百計打聽黨的消息，尋找革命隊伍，以講見聞方式批駁誣蔑共產黨的流言蜚語，堅持宣傳革命道理。

1934年秋，國民黨青城縣保安大隊以“來路不明，思想行動可疑”為由，把他抓到警察局，進行毒打審訊，結果沒有得到需要的口供，又查不到任何證據，只好把他押在獄中。3天后被保出，此后一直過著隱居生活。

1938年，妻子病逝，此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難。長女、次子夭折，長子被賣到東北做了華工，四子、五子送他人收養。同年冬，在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特務營教導員禚寶南引薦下，史文彬在營部紙坊村見到了營長馬節松，說明了真實身份，請他向上級反映情況。馬節松借機將事情秘密轉達給了三支隊政委霍士廉。后因日寇掃蕩、太河事件爆發等原因，霍士廉轉戰魯南未返，馬節松也離開了鄒平，事情擱淺。

1940年，青城縣境內已有八路軍游擊隊的抗戰活動，史文彬關閉鐘表鋪，遷居到城外徐家寨村居住，以便于找黨組織接關系。1941年下半年，史文彬一得知八路軍清西分區部隊在鄒（平）長（山）一帶活動時，立即通過鄒七區官莊鄉鄉長王鳳祥的幫助，找到清西地委書記李曼村，將自己的情況作了介紹，表達了急于找黨組織接關系的迫切心情。后經各級黨組織向中央聯系，黨中央回電：確有此人，先將史文彬從家中接出，待機轉送延安。1942年冬，史文彬終于與地方黨組織接上關系。

這時的史文彬已年逾50歲。由于長期生活困難，營養不良，患有嚴重的浮腫病。但他絲毫不顧虛弱的病體，在三子史鴻祥陪同下，騎著毛驢趕往清河區委駐地聯系工作。在到達博興縣純化鎮時，史文彬病情加重，住進純化鎮軍區后方醫院治療，因搶救無效去世，終年55歲。后來，史文彬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骨灰被安葬在高青縣烈士陵園。

史文彬雖然沒能回到黨中央繼續為革命工作，但他一心為黨、為革命的精神，將永遠激勵著我們繼續奮斗！

（曹金城 袁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