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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考古發現: 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重要見證

2021年11月30日 10:21  |  作者:曙祥  |  來源:中國民族報-宗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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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10月18日,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報社組織開展的“百年百大考古發現”活動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入選項目。這100個考古項目覆蓋全國各省(區、市),反映了在人類起源、中華文明起源的形成和發展歷程,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史過程等方面的重要考古學成果。在“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錄中,有一大部分是石窟寺、佛寺遺址及佛塔遺址類的佛教考古項目,另外一些考古項目有佛教文物或文物表現出佛教文化的特點,這些考古發現科學嚴謹地揭示佛教文化在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史過程中的意義。這些佛教考古涉及石窟寺考古、佛塔地宮考古、窖藏佛教造像考古、絲綢之路考古、城市遺址考古、帝王陵墓考古、墓葬考古、水下考古。

石窟寺考古——甘肅敦煌莫高窟。石窟寺考古揭示出印度式佛教和中亞式佛教向中國式佛教演變的過程,同時也為其他學科提供數量眾多、價值巨大的歷史研究資料。我國石窟寺集建筑、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于一體,根據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異可分為新疆地區、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和西藏地區四大地區類型。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甘肅敦煌。它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堅時期(338年-385年),后歷經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國、西夏、元朝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寶庫。敦煌石窟營建的1000年間,正是中國藝術流派、門類、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也是佛教與佛教藝術傳入后建立和發展中國的佛教理論與佛教宗派,佛教美術藝術成為中國美術藝術的重要門類,佛教不斷中國化的時期。敦煌莫高窟一向是我國石窟寺考古工作的重點,其價值與影響力堪為我國石窟寺考古工作的代表。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標志著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研究工作的正式開始。

佛塔地宮考古——陜西法門寺遺址。佛教地宮考古,也是典型的佛教考古項目。我國古代佛寺建筑具有獨特的民族特色,是中國化佛教的重要表現。眾多仿照中國古代樓閣建筑的磚石結構佛塔,是重要的佛教文物。無論是完整的古塔,還是殘破的塔基,都是佛教考古的重要研究對象。新中國成立后,對佛塔地宮考古發掘的成果顯著,考古工作者對幾十座佛塔地宮進行了科學細致的考古發掘,收獲了眾多有價值的出土文物,揭示出我國佛教舍利塔的地宮建筑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完善的發展過程。1987年4月3日,考古工作人員在陜西扶風縣法門寺塔地宮里,出土了大批唐代珍貴文物,包括佛骨舍利4枚、金銀器121件、琉璃器20件、珍珠寶石近400件(顆)、瓷器17件、石質文物12件、漆木器及雜器19件、各類銅錢幾萬枚,還有大批絲織品及衣物。這批出土文物的顯著特點是高等級的文物多、佛教供養道具多、新出土的器物多、器物上的鏨文多、佛指舍利多、琉璃器皿多、秘色瓷多、紡織品多,極具歷史、藝術及科學價值,在國內外引起轟動。

窖藏佛教造像考古——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挖坑埋藏佛像是我國古代的一個歷史現象,多個省份都有過窖藏佛教造像的考古發現。1996年10月,青州龍興寺遺址一處大型造像窖藏坑內出土了中國化風格明顯、數量十分可觀的佛教造像,計有佛頭像153件、菩薩頭像51件、造像殘身或半身造像36件、其他頭像10件,共計400余尊。北魏、東魏、北齊造像占95%,隋唐宋造像占5%,這是繼四川成都萬佛寺和河北曲陽修德寺造像之后的又一窖藏佛教造像重大考古發現。龍興寺窖藏造像數量之大,歷時之久,種類之全,雕刻技藝之精湛,貼金彩繪保存之完好,在我國佛教考古中實屬罕見。造像精品在國內外展出后引起巨大轟動,并引發了對青州造像的收藏與研究熱潮。上世紀60年代末至今,山東青州、博興、無棣、諸城、昌邑及惠民等地陸續出土近千件北魏至北宋的石佛造像和百余件金銅佛造像,時間跨度達500余年。依出土情況看,這一地區在北朝末年已形成相對穩定的造像模式,被現代研究者稱為“青州模式”。青州處在中國佛教的南北兩大區域之間,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造像為研究佛教造像藝術在中國南北的傳播與演變,以及研究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鑒,提供了珍貴的考古實物資料。

絲綢之路考古與佛教考古——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尼雅遺址不是專門的佛教考古遺址,是一處聚落遺址考古項目,但包含其中的佛教考古文物可以反映出塔里木盆地佛教建筑的早期形制及佛教徒生活的基本狀況。尼雅遺址是西漢-西晉十六國時期“精絕國”的遺存,1901年由斯坦因首次發現,1959年新疆博物館組織的一支考古隊對尼雅遺址進行了調查和發掘,1988年和1990-1997年間由中國、日本有關方面合組的“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考察隊”對尼雅遺址開展了連續的調查和發掘。尼雅遺址地處東西交通的要沖,是絲綢之路南道、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現存規模最大的聚落遺址群,由規模不等的眾多房屋建筑遺址、佛教寺院、佛塔、田地、道路、手工業坊區、墓地、供水系統、果園等逾百處的各類型遺跡構成。干燥的沙漠埋藏環境中出土的考古文物表明,這里曾經是漢文化、古代印度文化、貴霜文化、古希臘羅馬文化和早期波斯文化交流之地。歷次考古調查發掘出土了大量的佉盧文文書、漢文文書、雕刻精美的建筑構件、錢幣、絲綢以及藝術品等珍貴文物,佉盧文文書中有一些是與佛教有關的文獻。遺址群內的宗教建筑遺跡,分為佛塔、佛寺和僧房遺跡三種,其中佛塔一處、佛寺二處、僧房一處。佛塔位于整個遺址群的中間位置,佛寺和僧房緊鄰政權機構,反映了佛教在此地的崇高地位。這一遺址及其考古文物,對于漢晉時期西域荒漠綠洲城邦聚落人類文化與環境變遷關系的研究,對于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中亞文明歷史進程的研究和揭示,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尼雅遺址和其他邊疆考古項目一樣,為探索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進程提供了重要證據。

城市遺址考古與佛教考古——河北臨漳鄴城遺址及磁縣北朝墓群、河南漢魏洛陽城遺址、陜西西安唐大明宮遺址等。鄴城遺址不是專門的佛教考古,屬于城市遺址考古項目,但佛寺佛塔遺址考古發掘是其中重要部分。城市遺址考古主要是對古代城市的全部遺存進行調查、勘探及考古發掘,獲取和破譯考古遺存的人文信息,努力復原古代城市的歷史和文化面貌。古代城市范圍內的一座佛寺或一座佛塔遺址,需要通過考古工作來探尋它們與城市整體的有機內在聯系。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對西安、洛陽等古代城市考古給予了相當的投入,取得了眾多令人矚目的成果,佛教考古工作也隨之得到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83年組成鄴城考古隊,共同對鄴城遺址全面勘探和發掘。上世紀90年代的復探使人們了解了它的范圍、保存概況等,并初步推斷該遺址為建筑遺址,屬于東魏北齊時期。鄴城考古隊向國家文物局申請2002年度進行發掘,并獲得批準。鄴城分為鄴南城和鄴北城。鄴南城佛寺塔基是我國發現的唯一一處東魏北齊時期佛寺方形木塔遺址,塔基中剎柱礎石、塔基磚函等發現填補了這一時期考古學的一項空白。鄴南城東魏北齊佛寺塔基性質的判明,對于該遺址的保護意義重大,為今后鄴南城平面布局和外郭城的尋找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鄴城地區在歷史上是佛教重鎮,考古發現證明,鄴城地區的佛教造像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其晚期形態被現代研究者稱為“鄴城模式”。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鄴城遺址及周邊曾陸續出土了一些佛教石造像。根據2012年發現的埋藏坑,結合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地區歷年陸續出土的造像,可以將鄴城地區北朝石造像分為4個發展階段:北魏中后期、北魏后期至東魏前期、東魏后期至北齊前期、北齊中后期。6世紀中葉以后,以“龍樹背龕式”造型為典型特征的鄴城新式造像模式出現,這是融合了中外文化因素,上承南朝及東魏造像風格,同時接收新一輪傳入的笈多造像樣式創造出的全新模式。就目前的出土文物來看,此類造像除在鄴城及周邊地帶普遍存在,河北曲陽、定州、蠡縣、正定、藁城、南宮及山西太原等地也都有發現。北齊“鄴城模式”造像,萌發于東魏晚期,北齊初年具雛形,天保末年以后成為鄴城造像的主流,并對周邊地區的佛造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6世紀晚期,這一造像模式淡出歷史舞臺。

帝王陵墓考古與佛教考古——北京明定陵、寧夏西夏陵。東漢以后,佛教文化在我國的影響力日漸增強,這在各個朝代的陵墓考古發現中得到了更為明確的證實。明代皇室中有濃厚的崇佛傳統,在定陵出土的萬歷帝后的生活用品中,無論是衣物還是器具都充滿鮮明的佛教色彩,說明佛教已經滲透到明代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夏陵發現于上世紀70年代初,位于寧夏銀川西郊賀蘭山洪積扇上,是我國歷代帝陵中發現最晚的,卻是西夏墓葬中發現最早的。西夏王陵及其他遺址、窖藏、碑刻、古建筑、石窟等考古發現,使我們對西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物質生產、民族宗教、文化形態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西夏統治者信仰佛教,佛教思想體系在西夏社會的思想意識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儒學思想并駕齊驅。大量佛教考古實物的出現,使得一些學者完成了相對完整的西夏佛教史著作。

墓葬考古與佛教考古——青海都蘭熱水墓群、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貴州遵義海龍屯城址及播州楊氏土司墓群。這3個考古項目中,都發掘出與佛教相關的文物。熱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熱水鄉境內,是6至8世紀的重要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證明了青海道是北朝至隋唐時期絲綢之路上一條重要干線,都蘭則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1983年冬,考古工作人員在1號大墓的1號殉馬坑中部出土一件木制舍利容器,對于佛教傳入吐蕃的路線、吐蕃佛教前弘期的文物、吐蕃與中原地區的密切關系和文化交流,以及舍利信仰與吐蕃本土信仰相結合等學術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和新的視角。1986年9月中旬,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鄉棉花收購站發現一片墓地,共發掘墓葬8座,出土一批珍貴文物。其中發現的《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年)佛弟子張師兒隨葬衣物疏》,將傳統道教觀念的葬俗雜揉在佛教徒的墓葬禮儀里,對于研究佛教中國化過程具有重要意義。而貴州播州楊氏土司墓群中考古發現的充滿濃厚佛教元素的文物,對研究佛教中國化的深化發展以及播州土司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證據。

水下考古與佛教考古——廣東“南海I號”沉船。2007年12月22日,南宋時期沉船“南海Ⅰ號”在廣東川山群島海域被整體打撈出水,移入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的水晶宮內存放,清理出水文物總數超過17.4萬件,堪稱目前我國水下考古之最,尤以鐵器、瓷器為大宗。出水玉雕觀音與玉雕羅漢各一枚,據分析,判斷為船員的隨身佩戴物件,這兩件佛教考古文物為人們探究宋代船員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

(作者系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曙祥)


編輯:朱建華

關鍵詞:考古 佛教 遺址 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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