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普遍了，不只我們醫院的很多醫生在做直播，其他醫院同樣如此，但很少有人考慮過直播的邊界。”作為一家國內知名醫院的中層管理者，孫婷（化名）對身邊越來越多的同行投入直播感到擔憂。

在大熱的直播面前，醫院一方面要鼓勵醫生積極擁抱新技術，一方面又不知道怎么對其進行合規管理。但醫生直播暴露出來的問題和隱藏的風險，在孫婷看來至少應該引起同行以及各相關方面的注意。

孫婷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隨著互聯網醫療和社交平臺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醫生選擇通過直播方式進行醫療科普，但其中存在的風險隱患卻鮮有人注意。比如，在診室邊問診邊直播，看似鮮活卻暗藏侵害患者隱私權風險；直播時根據患者病情給出治療方案，看似可以給網友提供借鑒，卻可能違反醫師法相關規定。

最新修訂的醫師法將于明年3月1日正式實施，新法對醫生在網絡自媒體上的行為作出了明確要求和限制。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醫生通過網絡直播科普醫學健康知識應得到支持和提倡，但前提是必須符合醫生執業規范的要求，對于科普與在線問診應區別對待。

醫生直播風靡一時

擁抱技術實現多贏

11月20日晚上7時20分，記者進入上海某醫院骨科副主任醫師趙海（化名）的直播間。這是他在某平臺的第二場直播，為了保障直播順利進行，他提前10分鐘“入場”，調整設備、試麥。直播時長30分鐘，包括15分鐘科普、15分鐘互動答疑。

這場直播的主題是“膝關節骨性關節炎什么情況下該做置換手術”，趙海從背景、診斷等方面作了具體介紹。在互動環節，網友陸續拋出問題，趙海從中挑了6個進行回答。

晚上8點，直播結束。當天共有672人觀看了這場直播。

談及做直播的初衷，趙海說，一方面是為了幫助他所建的幾個病友群里的新老病人答疑解惑；另一方面是希望將自己在關節領域所了解的知識和經驗分享給網友，通過醫療科普惠及更多人。

如今，隨著互聯網醫療和社交平臺的發展，加上疫情影響，像趙海這樣通過直播方式進行醫療科普的醫生越來越多，他們在短視頻領域積極打造屬于自己的私域流量。

根據新榜研究院發布的《2020短視頻平臺醫生KOL生態分析報告》，2020年第一季度，抖音平臺個人醫生類KOL賬號有941個，活躍賬號739個，發布總視頻條數3.2萬余條，相當于每個賬號季度更新視頻45條。

而來自波士頓咨詢《醫療健康行業數字化發展趨勢》的數據則顯示，目前已有超過50萬名在線上平臺注冊的醫生，其中有超過一半的醫生對網絡直播很有興趣，愿意嘗試。

11月29日至12月6日，記者在某在線平臺直播義診大廳對一周的直播進行了統計：共進行了170場直播，涉及兒科、婦產科、中醫科、內科、皮膚科等各個細分領域。從播放量來看，排在前兩位的是內科和兒科。

記者在多個平臺采訪多名直播醫生發現，直播打賞、付費咨詢是他們的主要變現手段。此前，以健康中國新媒體平臺工作委員會為依托發布的《2019年健康科普視頻洞察報告》也顯示，9000名網絡用戶中92.1%的人看過健康科普視頻，有付費意愿的用戶占比超過一半。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北京華衛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鄧利強認為，在“看病難”現象尚未得到根本改變的大背景下，更多醫生上網直播、在線問診，是一件多贏的好事：對患者來說，可以得到專業人士的專業意見；對醫生來說，可以科普醫學健康知識實現自身價值，有的醫生還可以額外得到一筆收益；對醫院來說，以新的渠道搭建新的醫學咨詢、專業服務模式，可以騰出精力更專注于診療。

不過，隨著觸網醫生人數增多，在商業化驅動之下，一些事情正在悄悄發生變化。患者入鏡、診室直播甚至直播帶貨等挑戰職業倫理和法律邊界的直播行為不時出現，一些醫生直播逐漸偏離了最初的軌道——這正是孫婷擔憂的地方。

涉嫌侵犯患者隱私

診室直播易生糾紛

在北京某醫院的診室，患者劉穎（化名）前來就診。坐好后，她發現醫生一邊問診，一邊對著手機講解。原來，這位醫生在給她就診時也在做直播，這讓劉穎感覺很不舒服。由于她的病情不復雜，診斷過程很快就結束了，她便放棄了阻止醫生行為的想法。但過后，她總感覺哪里不對勁。

孫婷所在的醫院也普遍存在這種現象，有的患者還因醫生在診室直播而產生醫患糾紛，撥打“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投訴醫院。

“醫生覺得讓患者入鏡，通過患者病例進行科普會更加鮮活，因此這種形式很受醫生青睞。”孫婷說，但從患者角度來說，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坐進診室，醫生一邊問診還要一邊錄視頻，患者的就醫體驗當然很差。

更讓孫婷擔心的是，這背后可能還存在侵犯患者隱私權等法律風險，會給醫院管理帶來一定隱患。

對此，北京宣言律師事務所律師杜秀軍分析認為，醫生在診室邊問診邊直播，首先可能侵犯患者或其他無心進入鏡頭的人員的隱私權或個人信息權益；其次可能在診療過程中分心而造成醫療事故，需要承擔過錯診療的賠償責任。

“如果醫生要在診室邊問診邊直播，最好經過所在醫療機構同意，向需要入鏡的患者和其他人員明確告知，并經患者和其他人員同意。直播過程由診療醫生之外的專人負責，醫生本人應專注診療過程。”杜秀軍說。

記者觀看了多個診療直播發現，很多醫生在直播時，沒有將鏡頭對著患者臉部，或者對患者頭像打了馬賽克，但保留了患者的原聲。對此類直播，受訪專家均表示不贊同。

在杜秀軍看來，即使患者的臉沒有入鏡，也需要經過患者同意，因為他人可能通過病情信息和其他信息確定患者，這種情況仍然可能侵犯患者的隱私權或個人信息權益。

鄧利強也認為，疾病對患者來說，本身就是一種隱私，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醫生就不應該將其傳播出去，任何直播畫面都可能透露患者的信息。醫師法明確規定了病人的隱私權，不僅不能直接透露，間接的或者有可能透露的形式都不是妥當的。

“醫生在診室不管是否對著患者進行直播，都應該被認定為不妥當。”鄧利強說，只要是直播，就難免存在“作秀”心理，在這種心理下，診療的專業性和效果會大打折扣。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權益合伙人律師布和還提出另外一種風險：醫生在直播時根據患者的病情給出治療方案，并傳播到網絡上，這種行為也涉嫌違反醫師法相關規定。

“醫生未經親自對患者診查、調查，而將其診療方案無差別地上傳至網絡，且未對視頻診療方案進行任何處理或風險提示的情況下，易對不具備專業醫學知識的普通大眾造成誤導，造成患者延誤治療、錯誤用藥、加重病情等損害結果。”布和說。

直播帶貨損害形象

產品宣傳須有尺度

有些醫生在直播過程中帶貨，也讓孫婷尷尬不已，她認為“這一行為嚴重損害了醫生群體的形象”。

今年第一季度，某頭部直播平臺數據顯示，一些緊跟熱點、口才出色的醫生入駐平臺短短幾個月，粉絲量已達到百萬級。記者在該平臺“用戶”欄輸入關鍵詞“醫生”，經不完全統計，在顯示頁面上粉絲量多達百萬的“網紅醫生”有近百人。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強大的市場、用戶需求以及“網紅醫生”自帶的私域流量，讓資本看好這些“網紅醫生”的變現能力。“‘網紅醫生’通過打造自身IP來提升門診量，以直播帶貨、直播打賞、櫥窗帶貨、在線問診等形式變現。”

而實際上，平臺帶貨商品種類并未完全放開。記者注意到，醫生與某直播平臺簽署的“承諾函”中也明確表示，“不得以任何形式發布醫療、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等廣告，不以任何形式引導用戶就診”。

根據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醫師應當使用經依法批準或者備案的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采用合法、合規、科學的診療方法。按照規范用于診斷治療外，不得使用麻醉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精神藥品、放射性藥品等。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周琳說，在未經親自對患者診療的情況下，醫生不應在直播中貿然介紹和宣傳任何藥品及器械，以免對普通大眾造成誤導，致其對藥品和器械使用不當發生事故。

此外，周琳還提到，醫生介紹、推薦藥物或醫療器械等，難免有為藥物、醫療器械生產廠商背書的嫌疑，如發生產品質量問題，可能會給醫生帶來負面影響，甚至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觸網醫生對待執業商業化變現應持謹慎態度，對于商業帶貨、直播打賞、付費咨詢等變現形式，應充分考慮執業風險。

杜秀軍則補充說，醫生在直播中介紹藥品或醫療器械，可視為廣告宣傳，受廣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制，不得含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不得欺騙、誤導消費者，不得詆毀同行產品。

直播邊界值得探討

主流內容應為科普

那么，醫生直播的邊界到底在哪里？這個問題不僅令醫院管理者感到困惑，做直播的醫生也在不斷試探。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不管怎么樣，在工作時間直播都是一種不妥的行為，影響了醫院和醫生的整體形象。那么，對于非工作時間的直播是否也應該有所規范？

布和認為，宣傳推廣與崗位相適應的健康科普知識，對患者及公眾進行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導，是作為醫師執業的應有之義，故而法律并不禁止醫生在網絡直播或網絡平臺中科普醫療健康知識。但對于以某醫院醫師身份線上診療、問診，獲取較高關注率及高報酬，因診療行為關涉公眾的人身安全，法律對此進行了諸多限制。

“醫生執業有獲取勞動報酬，享受國家規定福利待遇的相關權利。但醫生脫離其注冊的醫療機構管理，在線上診療而獲取報酬的行為，涉及醫生是否為個體行醫及其職業收入合法性的問題。”布和說，根據醫師法第二十條規定，醫師個體行醫應當依法辦理審批或者備案手續；執業醫師個體行醫，須經注冊后在醫療衛生機構中執業滿五年。因此，醫生并非依法取得醫師資格便可隨意開展診療行為。

實際上，近年來為進一步規范互聯網診療行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相繼出臺《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規范（試行）》等文件，對網絡診療提出準入門檻和明確要求。

在布和看來，這些文件意味著，醫療機構或執業醫師不能隨意開展網絡診療，且網絡診療僅可針對部分常見病、慢性病復診時進行。

“執業醫師作為注冊在醫療衛生機構中的專業醫師，應嚴格在執業機構中執業。因此，‘網紅醫生’在網絡平臺中科普健康醫療知識，并不被法律所禁止，產生的報酬應作為其業余收入，但如果是以注冊醫師名義在網絡中開展診療活動而獲得利益，應當被法律所限制。”布和說。

正因為如此，受訪專家一致認為，醫生直播的主流內容應是醫學科普。

“醫生通過直播科普醫學健康知識，既是醫生的義務，也是其對健康中國的貢獻，本應得到支持和提倡，但前提是應符合醫生執業規范的要求。這種科普對象是普通大眾，因此醫生要通過簡單通俗的方法讓公眾接受，且能快速學到一些基礎知識。”鄧利強提醒，醫生在直播時一定要分清楚科普和在線問診的區別。（記者 文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