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1866—1925）“誕于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屬虎。在59歲的生命歷程中，他除生年外，還度過了其余4個虎年。考察其這幾個“本命年”的思想與實踐活動，我們可從一個側面更好地了解他敢想敢做、睿智威猛的“虎性”，及其追求真理與愈挫愈奮之革命戰斗人生。

第二個虎年  赴檀香山改變人生道路

孫中山一生中的第二個虎年——1878年（光緒四年戊寅）為12周歲，正處在少年時期。這年他經歷了人生轉折的一件大事：離開家鄉翠亨村遠渡重洋赴夏威夷。因該地盛產著名的檀香木，故中國人又稱夏威夷為檀香山。早在二三百年前就有華僑在那里謀生，到19世紀末時，在檀香山生活的五萬多中國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香山縣（今中山市）人”。孫中山的大哥孫眉（德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1871年隨母舅楊文納到檀香山去謀生與發展，七八年下來竟成了當地有名的華僑資本家。于是孫眉決定接父母和弟弟到檀香山一起生活，這就是孫中山第一次赴檀之原因。

孫中山在憶及首次離家去檀香山時謂：“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他這里所說之年齡當是按中國習俗計的虛齡，即赴檀是1878年事（也有說是1877年和1879年者）。事實是：這一年孫眉的同村和同事鄭強從檀香山“回國結婚，同時招募到一百多華工同去夏威夷做工，因此而租用了英國招商局的船只‘格蘭諾號’……孫中山、孫母和鄭強夫婦是同船到夏威夷的。”孫母楊太夫人不久就回國了，而中山本人這次則在檀香山輟國學而開始轉攻西學——先后入教會辦的奧蘭尼和普納湖兩所學校念了四五年書。

后來，孫中山曾在不同場合幾次談到第一次出國及在檀香山生活之觀感。他從船上的機器和大梁之奇，看到了外國先進與中國落后——“外國人所做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能做”；他從夏威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民眾之安居樂業，想到了翠亨村人面對海盜之劫掠而無法律可治其罪，“中國所急需的就是美國式的法律”；他在檀香山“就傅西校（后），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之私塾。總之，孫中山在這里“才知道一個現代化的文明政府是什么樣子，而這樣的政府又意味著什么”，其“改良祖國，拯救同類之愿，于是乎生”。

顯然，他這次出國赴檀對以后之人生道路，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他在結束了家鄉的4年學塾生活后，有機會開始了系統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求學生涯，這為其以民主思想為核心的人生價值觀、道德觀的樹立，及與此相關的為人處事行為方式之養成，打下來了良好基礎。

其二，他通過中外社會現狀的對比，看到了西方先進的科教與政制文明，并進而把原先對家鄉纏足與賭博等封建陋習之不滿情緒，升華為萌發了立志學習泰西、改造中國社會的感性認識。

由此觀之，孫中山第二個虎年的出國赴檀之旅——尤其是其轉向西學的抉擇，的確是邁出了改變其人生道路的關鍵性一步。這一步決定了他不可能走中國士大夫科考入仕、忠君報國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徑走以民主科學振興祖國之新路。可以說，沒有他這次遠涉重洋的檀香山之行及其以后在夏威夷的經歷，就不會有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偉大而光輝的一生。

第三個虎年 在港倡行社會改革 放言排滿反清

孫中山人生中的第三個虎年——1890年（光緒十六年庚寅）是24歲，恰逢他在香港西醫書院念完大三轉入大四課程之青年時期。在其革命的生涯中，這一年有兩件事值得一書。

其一，是年春他上書本邑的著名官紳鄭藻如，提出發展農業與教育，及厲行禁煙等倡議，望其支持在香山縣內施行。鄭為香山濠頭鄉人，曾以科考中舉及“剿匪軍功”入仕，是深受李鴻章器重的清廷大員，官銜至二品，1886年后病休居鄉養老至終。孫中山當時對這位“一邑物望所歸，閑于鄉間，無善不舉”的鄉紳心懷寄望，故向其上此書。他在這平生第一篇政治著作中，提出了最關注的三件事：

（一）要振興本縣農桑業，“道在鼓勵農民，如泰西設興農之會，為之先導”；

（二）應“仿行滬上戒煙之規”除煙毒，在“吾邑立會以勸戒，設局以助戒”；

（三）發展全縣教育事業，“宜先立一興學之會，以總理其事……必也多設學校”。

孫中山認為“之斯三者，有關于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利以此興，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輩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國之大幸也”。因此，他“甚望臺駕由以提倡之……懇為斧裁督教之”。可惜，這封上書送給鄭，之后并無下文，僅于光緒十八（1892）年刊于澳門的報端，使之得以流傳至今。

其二，該年孫中山與陳少白、楊鶴齡、尤列等大放排滿反清言論，自稱并被人目為“四大寇”。孫中山自1887年9月由廣州博濟醫校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就讀以來，每于學課余暇，皆與陳、尤、楊等相聚，致力于革命鼓吹。幾人大約于1890年結為肆放反清言論之“四大寇”。關于他們該年的活動情形，陳少白和孫中山皆曾憶及。陳記述道：“每遇休假，四人輒聚楊（耀記）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為人。又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目之為寇；而四人之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時孫先生等尚在香港醫學堂肄業，而時人亦以此稱之。實則縱談之四大寇，而非盡從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孫則說，他們在一起“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當時與“四大寇”一起縱談反清言論者，尚有孫先生的好友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楊鶴齡開的楊耀記店，一時間實成了以孫為中心的為反清志士“最初之政談俱樂部”。參與這個俱樂部活動的人，后來皆是孫中山創建香港興中會總會的革命骨干。

以上情況表明，孫中山這位青年愛國者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在正式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前，其早期思想中的改良與革命這兩種因素正在彼消此長：上書當道提倡改良雖一度是他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但在此舉之努力成為泡影后，他即拋棄了對清朝統治當局的一切幻想，決志從事民主革命。

第四個虎年 提出革命程序設想并努力發動留學界與華僑

孫中山的第四個虎年——1902年（光緒廿八年壬寅）為36歲。他當時已是蜚聲海內外的反清民主革命家。日人宮崎滔天在半自傳體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東京國光書房1902年版）中，向世人介紹了孫的革命思想及其1900年前的反清斗爭——該書因此也被人稱為全球之第一部孫文傳。在這個虎年，孫中山不僅思想方面有重大創獲，而且還積極從事組織和壯大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十三年之夢》，（日）宮崎滔天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在思想發展方面，孫中山該年建立共和國的思想很明確，并擬出了革命建國三程序的初步方案。他在與法國印支政府官員晤談時，懇求法國能“提供武器援助”，以便“利用越南的河內作為向華南輸入武器的渠道”。并表明“其政治目標仍然是推翻清王朝，至少首先在長江以南建立聯邦共和政府。”孫中山這年在東京與章太炎“定交”后，曾同他及秦力山等人討論過改革土地與賦稅制度及建都問題，并初步提出了革命程序論。他說：革命建國的大敵是“吾中國人……懷帝王之思想”。“吾細思數年……欲救其弊，莫若于軍法、地方自治法間，綰以約法……軍事初起，所過境界人民，必以軍法部署，積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遠離戰地，則以軍政府約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則受軍政府節制，無則由軍政府簡人任之，約以五年……軍政府所過，地方自治即成，而以約法為過渡綰合之用，雖有抱帝王之策者，諒也無所施其計也。”這一設想經過充實完善后，到1906年制定《同盟會革命方略》時，孫中山正式將“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期定位革命建國必經之程序。

在革命行動上，孫中山此年十分關注并努力地發動留學界參與反清斗爭。他不僅自己在東京和橫濱加強了同留學生志士的聯絡活動，而且還“邀集劉成禺、馮自由、程家檉、程明遠、李書城等人開秘會于東京竹枝園飯店，決定分途游說各省留學生及游歷有志人員”組建團體。其當時在談到這項工作的意義時說：“歷朝成功，謀士功業在戰士之上……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士大夫以為然，中國革命成矣。”孫中山當時注意用多種形式來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以激發留學界的革命覺悟。如他大力支持留學生們于“是年三月十九日（公歷4月26日）”召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當這次會議在東京上野精軒被日本警署阻撓改為聚餐會后，其當日返回橫濱又召集同志多人在永樂樓補行紀念式，借以“振起世人之歷史觀念”和“鼓吹種族革命”。他又委托劉成禹參照現有的史學著作并進一部搜羅遺聞，編撰一部《太平天國戰史》，為的是用它來“發揚先烈”，將“太平天國一朝之民族革命輝煌史”，“作為今日吾黨宣傳排滿好資料”。他還為宣傳與捍衛共和革命主張，最早對康、梁保皇派的謬論進行口誅筆伐。章太炎在該年春談到這件事時說：“今者任公、中山意氣仇尚不能平……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如仇讎也。”顯然，留東學界次年革命風潮之蓬勃興起，是與孫中山本年在他們中間所作的聯絡發動工作分不開的。

在越南華僑中組建革命團體，也是孫中山該年所從事的一項重要工作。他于12月間化名高達生由西貢抵達河內后，很快就結識了平日喜讀《中國日報》，逢人必罵滿洲政府的華僑店主黃隆生。黃“知先生為革命黨領袖，堅求訂盟，并次第介紹楊壽彭、羅錞、曾克齊、甄吉廷、張煥池，甄璧等與先生認識。先生與談種族大義，他們皆為悅服，乃踴躍加入黨籍”。這是孫中山在東南亞華僑中建立的第一民主革命團體，其黨員發展至四五十人。它為后來河內成為同盟會在海外的重要基地之一，打下來堅實基礎。廣大華僑日后能夠成為“革命之母”實有孫先生的聯絡、發動與勸導之功。

第五個虎年  奮起組黨討袁及覓得至愛伴侶

孫中山生命中的第五個虎年——1914年（民國三年甲寅）是48歲。他由于上年“二次革命”之失敗，又一次亡命日本東京。其當時“生活至感枯窘”，而對革命事業則“不因失敗而灰心”，仍“以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精神貫注，猛力向前”。該年，孫中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是改造國民黨與重新建立中華革命黨，進行武力討伐袁世凱、再造共和民國的第三次革命。他在當年（也有說是1913年）9月給黨人黃蕓蘇的復函中說：“有此一敗，為吾黨一大淘汰，亦不幸中之幸也……弟今從新再做，合集此純凈之分子組織純粹之革命的黨，以為再舉之圖”；“此后擇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實行之人，能犧牲身命自由權利，而為國家生民造幸福者，乃能入選”。

中華革命黨從上年9月27日在東京開始吸收第一批黨員以來，經過9個多月在國內外的發展，到1914年之6月底7月初時已有黨員640余人。孫中山認為正式立黨的時機到了，遂于6月16日與陳其美等開會商定了中央黨部之人選，旋于22日（有說21日）在民國社召開了8省黨員代表大會進行選舉——與會者一致公舉孫先生為總理，協理暫缺，并選出各部之部長。7月8日下午，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筑地靜養軒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孫總理在會上當眾立誓約，宣誓就職，并自蓋手印。這次大會公布了《中華革命黨總章》39條。它規定“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本黨進行秩序分作三時期”，即軍政、訓政、憲政；它還規定本黨黨員按入黨之先后，分為“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三種，他們在革命成功后分別享有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和先進公民的不同權利。隨后，孫中山又在3個月內先后17次召集主要干部會議，對自己草擬的《中華革命黨方略》進行討論修改，并于年底正式將該方略予以公布，作為本黨行動之準繩。此間，他曾不斷派人回國，在一些省市發動與進行武裝討袁斗爭。

就在孫中山為組建中華革命黨和布署討袁軍事奔忙的日子里，有一位充滿革命激情與素來景仰他的年輕姑娘，從美國來到了其身邊。這就是后來成為孫夫人的宋慶齡。

孫中山與宋慶齡

宋女士于1913年8月29日抵達橫濱后，第二天就在父親宋耀如及姐姐宋靄齡陪同下去東京拜會孫先生，“帶給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亞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她以后經常出入于孫的寓所，并于1914年3月決定盡快接替姐姐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之工作。經過約半年的實習，宋慶齡在是年9月宋靄齡返滬結婚時，正式以秘書的身份協助孫中山進行工作。她將保管密碼、整理文件、處理函電、提供資料等項工作都擔負起來，且完成得很出色，很快就成了孫先生離不開的重要助手。宋慶齡在與孫中山一起工作時，常常感到很自豪，心中總是燃燒著火一樣的激情；她認識到“我真的接近了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夠幫助孫先生，他需要我”。當時，孫中山在革命屢遭頓挫與亡命海外的孤寂中，得到這位新女秘書的幫助和照顧，也頗感欣慰和深受鼓舞。熱愛祖國和獻身革命的共同理想，使他倆在工作中很快建立了革命情誼，并開始彼此相愛。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感情在相互了解中日益加深。是年底，宋離日返滬探親前為兩人結合之事向孫表白說：“經過長期、慎重的考慮，深知除了為你、為革命服務，再沒有任何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這樣獻身革命！”宋慶齡的暫時離開，令孫中山心神不寧和茶飯不思，當房東梅屋夫人問他“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時，孫坦率地承認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個虎年找到了真愛，并擇定了終身之革命伴侶宋慶齡。這無論是就其晚年的日常生活而言，還是對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的發展來說，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好事。

（作者周興樑，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