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蘇曾誕生過一位擅治流行瘟疫（當時稱為時疫）的中醫名家——徐相任。

徐相任名尚志，字相宸，后改字“相任”，是民進最早的會員之一。他出生于江蘇蘇州，是江蘇武進名醫費繩甫的女婿。青年時代跟隨岳父學習中醫之后，徐相任刻苦鉆研、潛心攻讀，終得有“近代一大宗”美譽的費繩甫之真傳。到了中年時，他已成為“費氏醫派”十三代傳人之一。

近現代史上的中國社會動蕩，衛生事業發展緩慢，霍亂、鼠疫等突發流行性的瘟疫不斷發生。“中醫傳染病學”也在這一歷史時期應運而生。作為此類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相任在使用中藥治療瘟疫領域頗有建樹，早在清朝末年時即受聘在上海中國紅十字會附設時疫醫院里任職。該院救治病人曾取得了“治十可得七八”的療效。后來，他把醫療實踐里有良效的藥方和自己的經驗編成《脫疫證治》《時病常識》《鼠疫良方匯編》《急性險疫證治》等多部書籍。他還多次投稿給報紙，發表過《治疫方法之研究》《用藥有別之時疫》《霍亂與生理病理之關系》《警告：迫不及待之急性險疫》等等文章，并且把自己治病時歸納的“通治瘟疫屢驗奇方”在報紙上發布出來。通過這些途徑，向社會各界迅速普及了瘟疫的防治手段。

徐相任雖然是中醫，但也以開明思想接受當時還是新鮮事物的西醫理論。他在文章之中多次記錄西藥治療瘟疫的作用，并且在敘述通過消毒預防瘟疫的途徑里，把西醫的消毒藥水“澆洗”作為“積濁下走地中”時的有效消毒手段。他還反思了在治療瘟疫的過程中，“吾輩華醫無病院居住病者，不能隨時診察”的缺憾，在實踐之中前往西醫開設的醫院工作，與西醫合作診治瘟疫。

1931年3月17日全國最高中醫藥學術機構“中央國醫館”在南京成立，政府要員們紛紛兼任理事。而徐相任以名醫身份名列該館“候補理事”第一位。1931年4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第813號指令，批準了中央國醫館章程以及理事和候補理事名單，其中候補理事即簡寫成“徐相任等二十五人為候補理事”。

徐相任擔任設立在南京的中央國醫館候補理事，也是他和南京這座城市的重要淵源。中央國醫館在南京成立后，會址設立于中華門東長生祠一號。該館呼吁和推動了國民政府于1936年1月22日公布的第一部正式的中醫法規《中醫條例》，改變了歷史上中醫管理無法可依的局面，對中醫的規范化管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央國醫館還組織了對中醫藥的大規模學術研究、編纂、審核了一大批中醫藥教材和著作。作為候補理事的徐相任積極參與到國醫館工作之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至今還可以從歷史文獻里看到徐相任有關的工作記錄。尤其應該注意的是，他于1933年建議中央國醫館盡快“統一藥名”“審定生理名詞、病理名詞”，并且指出“生理為醫學之根本，病理為病證之所以然”，于是應當先統一“生理病理名詞”。這些見解具有跨越時代的歷史價值。

1935年，神州國醫無線電宣傳委員會成立，徐相任是委員之一。該會通過當時的建華廣播電臺，每日下午5時至6時進行一小時的宣講。內容包括個人衛生、社會衛生、中醫藥知識、有效療方等。徐相任在第一次宣講時即介紹了“虛勞”（慢性衰弱）、“時疫”（流行性瘟疫）知識，并且講解了“現代病家及醫學界的差誤”。他也成了最早通過廣播這種現代媒介介紹醫藥衛生知識的著名中醫之一。

徐相任還曾擔任過當時全國影響力最大的中醫學術社團之一“神州國醫學會”的常務委員。并且出任過1946年全國中醫師考試上海考區襄試委員、1947年上海市中醫考詢閱卷委員。這都充分顯示出徐相任在民國時期中醫界的學術地位。

他與長子徐福民（即徐徹）共同參加了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發起活動。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大會的簽到名單上，留下了這位江蘇名醫的名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徐相任被上海市衛生局聘請為中醫文獻研究館館員，繼續把自己對于中醫藥的畢生才學貢獻給社會。同時，他也繼續積極投身民進會務。在1956年8月召開的民進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和1958年11月召開的民進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徐相任分別當選為民進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