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鋒報》

李靜之（1901-1989），名海晏，字靜之，河南方城人。幼讀私塾，對經史子集多有涉獵。李靜之1919年考入南陽中學，適逢五四運動爆發，他與同學走上街頭，宣傳反帝愛國思想。1923年考入東南大學，1928年考取北京大學研究生，攻讀中國文學史。1931年-1932年先后在北京、沈陽、開封等地任教，后轉而從政，1934年-1939年先后任南陽專員公署、鄭州專員公署秘書，并被推選為河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1939年10月，河南省建設廳邀李靜之赴洛陽任秘書主任，此間他感到，“辦一張報紙宣傳抗日救國，作用要大得多”，于是決心投身新聞事業，發揮博學善寫的特長，為抗日救國盡“蟻負一粒”之力，便于1941年9月辭去公職回南陽籌劃創辦報刊。

為不受地方當局鉗制，李靜之與張明符等人多方奔波，自籌資金用于辦報。他將創辦的報紙定名為《前鋒報》，取自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訓詞“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刊頭題字是從民族英雄岳飛《請停止班師奏草帖》中選集的，字跡蒼勁有力，正氣凜然，借以表達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1942年元旦《前鋒報》的創刊號上，李靜之撰寫的發刊詞闡明了“仗義執言，為民前鋒”的辦報宗旨，并在隨后的社評《再自策勵》中進一步闡述了報社的立場：“以商業報紙，公民資格，站在人民立場，從事新聞事業，為國效忠，為人民服務。無論何人，其言行有利于國家，造福民眾者，擁護之，揚譽之；有害于國家人民者，批評之，糾正之。”

《前鋒報》創刊半年后，中原大地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前鋒報》為災民請命，自1942年7月24日起，在近一年的時間內，接連刊發《災象已成迅謀救濟》《豫省府應速統籌備荒救濟辦法》《哀鴻遍野》《戰斗中的河南，饑饉中的河南》等數十篇報道和社評，并刊發了該報記者孫良田的長篇通訊《重重災難下的豫北》、特派記者李蕤的系列報道《豫災剪影》《宛洛道上》，如實反映了河南災區人民的悲慘生活，呼吁當局開倉放糧，賑濟災民，并隨災情的發展變化，不斷提出各種建設性的救災意見。李靜之創辦的地方媒體《前鋒報》能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一年內連續刊發數十篇報道和社評，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為民請命的勇氣令人敬佩。

由于《前鋒報》敢于揭露黑暗，當時的河南省新聞檢察處，下令要求對報社進行處罰，李靜之設法保護報社同仁。李靜多年的從政生涯，在政商社會各界積累了深厚人脈。他與河南省保安處長羅震交情甚篤，羅震是南陽南召縣人，曾任南陽、鄭州專署專員，李靜之曾長期擔任他的秘書，創辦《前鋒報》時請他出任了董事長。此外，李靜之還利用駐守南陽的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參謀長郭寄嶠等人對《前鋒報》的好感，說服他們出資成為《前鋒報》印書局的大股東，孫連仲在大會上公開表態支持《前鋒報》并入股十萬法幣。有此屏障，《前鋒報》得以能在重重壓力下長期存在。

《前鋒報》的編輯多為進步青年，積極宣傳愛國、進步的革命思想，大聲疾呼團結抗戰，勇于為民眾代言，在豫、陜、鄂相毗鄰地區的各階層讀者中贏得了普遍贊譽，被譽為河南的《大公報》，吸引了當時文化界名流向報社投稿。李靜之主動聘請嵇文甫、任訪秋、孟憲章等專家學者組成社評委員會，并在《前鋒報》的文藝副刊《前鋒副鐫》上刊載進步作家和知名人士的作品，還經常轉載重慶《新華日報》的文章。經多方努力，《前鋒報》的影響日益擴大，銷量與日俱增，發行量有六七千份，最高時上萬份，新四軍的《七七報》和重慶的《新華日報》都曾來函鼓勵和幫助。

1944年6月，日軍進逼南陽，《前鋒報》遷移到南陽西部內鄉縣境內的宛西鄉村師范出版，并改《前鋒副鐫》為《燧火》，其意是當時的豫西南是一片黑暗，唯有《前鋒報》還在那里發出一點微弱的火光。《前鋒報》多次載文說明抗戰必勝，日寇必敗，給人們以很大鼓舞。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抗戰取得了最后勝利。《前鋒報》報社人員立即趕回南陽操辦復刊事宜。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一行赴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這一行動轟動了全國。《前鋒報》以《一行足使萬人歡》為引題發了頭版頭條消息。國共和談期間，《前鋒報》提出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主張，并發表了《國脈如縷，不堪再事內戰》的社評，明確表示：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贊成成立聯合政府。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大舉進攻，內戰爆發。《前鋒報》與中共的主張相呼應，斥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罪行，從新聞戰線上投入了反內戰的斗爭行列。胡宗南部隊進入延安，國統區各報大肆鼓噪，而《前鋒報》則發表社評，指出作戰雙方的勝負，不取決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卻取決于有生力量的消長。如此呼聲，在當時的國統區報刊里實屬難能可貴。

1947年下半年，陳賡、謝富治兵團橫掃豫西，國民黨的南陽當局十分恐慌，加緊迫害進步力量，派暗探在報社所在地周圍晝夜監視。鑒于此，1947年11月12日深夜，李靜之租來一輛卡車，裝上部分印刷廠關鍵設備，借故悄悄地離開了南陽，11月17日，南陽《前鋒報》停刊。

1948年初，李靜之經武漢轉往開封。此后中共晉冀魯豫城工部派方敬之去開封作策動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五綏靖區司令官、河南省主席張軫的起義工作。李靜之繼《前鋒報》的遺風，身荷歷史重任，于1948年6月帶著河南省參議會議長劉積學寫給張軫的親筆信，協同中共代表方敬之去信陽同張軫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促成了日后張軫率部戰場起義的歷史壯舉。

新中國成立后，李靜之在開封工作，曾擔任河南省教育廳秘書，省會遷鄭后一直在民革河南省委會工作，任省委會委員兼宣傳處長，在編寫《河南民革》、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教育民革黨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80年代以后，他任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民革河南省委會副主委、河南省政協副秘書長、河南省文史資料研究會副主任等職，對河南省民革事業和統戰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

1989年，李靜之因病去世，他“仗義執言，為民前鋒”的可貴品質和創辦《前鋒報》的歷史貢獻永遠值得后人懷念。（田濟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