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漫談群”開設了“中華兒女大團結”專欄，邀請全國政協委員，圍繞“講好中華兒女大團結的故事”主題，開展互動交流。

5月17日，民革界別全國政協委員李靄君結合黨派特色，在“委員讀書漫談群”中回顧了民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對臺工作的歷史，本文摘編自她的發言。

成立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民革公開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表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擁護并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從成立到響應“五一口號”、參加新政協，民革始終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

1955年5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決臺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方式，即戰爭方式與和平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周總理關于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發言，引起了國內外人士和民革同志的強烈反響。

民革全黨一致擁護周總理的發言，一致認為應該采取各種方法鼓勵在臺灣的親友回到祖國的懷抱。1957年2月18日，民革成立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由張治中任主任，積極開展對臺工作。

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成立后，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推動各級組織積極與臺屬及原國民黨人士聯系，動員他們同臺灣的親屬建立聯系；二是組織和發動黨員及所聯系的人士撰寫了大量的對臺宣傳稿件；三是幫助臺灣軍政人員在大陸的親屬與在臺灣的親友通信。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對宣傳和平統一政策，動員臺灣軍政人員為和平解放臺灣起到了積極作用。

兩岸關系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強調實現祖國統一是民族的意志和歷史的潮流，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真誠態度和基本立場，拉開了祖國和平統一的序幕，兩岸關系開始發生重大轉折，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為民革的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民革黨員做好對臺工作、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信心和決心。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后，民革中央舉行對臺工作座談會，恢復對臺工作委員會(后改為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主要開展對臺宣傳和聯誼工作。根據政策要求，民革以對臺宣傳聯誼為重點，穿針引線，積極促進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和溝通，并在“三引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早年與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結拜為兄弟，又有在蘇聯留學的同窗之誼，情同手足。他在多個場合以多種形式向蔣經國發出信息，希望蔣經國以民族利益為重，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屈武向蔣經國懇切陳詞：“竊思兄弟鬩墻，非國之福，偏安一隅，終非長策。為吾弟計，莫若順應民心，握手言和，共竟祖國統一之偉業，同造中華振興之宏圖。”

蔣經國通過臺灣和海外的朋友，向結拜兄長屈武轉達了問候和感激之情，還表達了他十分強烈的愿望：深以不能親臨溪口為母親掃墓為憾!為彌補手足兄弟的這一大遺憾，1987年6月，90高齡的屈武冒著酷暑專程到奉化溪口，替蔣經國掃墓盡孝。

1987年10月，在大陸的積極努力和兩岸民間的呼吁下，臺灣方面宣布從當年11月2日起，允許臺灣居民經第三地轉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同胞分離38年之久的隔絕狀態終于被打破，海峽兩岸人為的藩籬開始拆除，無數的家庭得以骨肉相聚，闔家團圓。

老一輩民革領導人積極開展對臺工作

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學范曾擔任新中國首任郵電部部長。針對兩岸在信息溝通上幾乎完全隔絕的情況，朱學范大力倡導與臺灣“通郵、通航、通商”。1981年，朱學范在《愿海峽兩岸早日實現鴻雁傳書》一文中寫道：實現“三通”，是統一祖國的第一步，通郵是“三通”的先聲。

朱學范建議，在實現“三通”前，海峽兩岸在職或退休的郵政同仁向各郵政當局取得同意，使兩岸同胞每周互發“親人郵袋”，由香港郵局轉發，交換郵局定在北京、臺北。民革中央多次舉行對臺通郵座談會，邀請有關部門和團體就對臺通郵通電的具體方案和有關問題進行研討。最終，臺灣當局同意由紅十字會在香港轉遞郵件。盡管只是間接通郵，但是結束了大陸向臺灣單方面通郵的歷史，每年有幾百萬封家書通過這樣的方式，跨越海峽，來到了大陸。2008年，兩岸直接通郵終于成為了現實。

民革中央領導人帶頭開展對臺宣傳，撰寫文章，向新聞媒介發表談話，表達對臺灣親朋故舊的思念之情。如民革中央原副主席劉斐于1980年元旦發表《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文章寫道：“一條窄窄的臺灣海峽，隔斷了兩岸的一切聯系，對于我們中華兒女、骨肉同胞，這是多么大的不幸。爭取臺灣回歸祖國懷抱，完成統一大業，是每個黃帝子孫都不容推諉的責任。”這些文章被海外報刊摘引或轉載，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民革中央原副主席賈亦斌曾跟隨蔣經國，1949年賈亦斌曾率蔣經國的“太子軍”在嘉興起義。蔣經國去世后，76歲高齡的賈老以個人名義訪問香港，廣泛接觸有關人士共500余人次，并與臺灣代表會談，為兩岸達成“九二共識”打下了基礎。

王昆侖、李沛瑤等老一輩民革領導人，積極利用自身與臺灣的特殊淵源關系開展對臺工作。何魯麗主席領導并參與盡速制訂“反分裂國家行為法”的建議研究與討論，推動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實施；周鐵農主席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率團訪臺跨過了“濁水溪”……

可以說，每位老一輩民革領導人都充滿了對臺工作情懷和擔當，都書寫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臺灣故事”。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