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法治興則民族興，法治強則國家強。”改革開放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啟了全面依法治國新征程，中國的發展也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習近平法治思想應運而生。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通過，習近平法治思想第一次系統、全面地展現在世人面前。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黨的歷史上首次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指明了方向。

習近平法治思想具有科學性。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觀點、立場和方法論，立足于中國豐厚的實踐土壤，針對中國的現實問題而形成的具有原創性、突破性和發展性的理論和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觀點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切合中國實際需要的中國之治的指導理論。世界上沒有絕對放之四海而皆準、可以簡單移植的法治模式，一個國家所選擇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一定是最適合這個國家發展需要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為中國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定身量制的法治思想，體現了中國法治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和本質性。

習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時代性。習近平法治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新境界，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理論體系。通過憲法修正案將社會主義“法制”改為社會主義“法治”，一字之改呈現出法治理念上的巨大差異，以人民群眾共建共治共享為要義的新型法治形成模式和新型法治運行模式脫穎而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后，以靜態化法制為特征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發展成為以動態化法治為要義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針。《立法法》作出了與時俱進的修改和完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新型立法體制確保了法律的優良品質，“良法”成為立法的基本追求和價值目標。人民群眾對法治發展的滿意感獲得感安全感大大增強，中國法治經驗受到世人高度關注。

習近平法治思想具有人民性。人民性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和思想精髓。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場。2020年5月28日通過的《民法典》，被譽為“人民權利的宣言書”，人民權利的清單外延達到了新的層次、實現了新的跨越。人民性的根本關鍵在于人權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電信網絡詐騙、新型毒品犯罪和“邪教式”追星、“飯圈”亂象、“陰陽合同”等突出問題，都得到了有效整治。從要求“必須牢牢把握社會公平正義這一法治價值追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到強調“不論處在什么發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證”，習近平法治思想所洞燭的不僅僅是基于人民性的法治以公平正義為最終追求的根本目標，而且也刻畫了通向該一崇高目標的基本路徑和制度支撐。

習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實踐性。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扎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沃土所形成的中國之治的法治理論，明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方向是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總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強國，階段性目標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到21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中國的法治發展規劃了路線圖、時間表，擘畫了中國法治建設的美好藍圖。無論是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近期目標、中期目標還是遠景目標，要使之化為現實的法治成效，一個極其重要的實踐依靠就是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將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根本要求。黨的領導是依法治國的保障，依法治國又反過來要求改善黨的領導。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統籌推進，完善黨內法規體系，確保黨根據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并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同步提升黨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

習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國際性。當前，在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征程中，中國的法治經驗和法治智慧對現時代國際法律秩序的構建和重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領域具有越來越廣泛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我們要更加善于運用法治手段開展國際斗爭，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強涉外領域立法，進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的法律法規，使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同時加快涉外法治人才的建設，加強國際法治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法律規則的創設和創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國際法律新秩序提供中國方案，作出中國貢獻。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