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光明”是王陽明臨死時的遺言。他講，“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就是說，我的心是光明的，此外也不需要再講什么了。可見王陽明主要是講“心”。為什么王陽明要講“心”，為什么說“理”在“心”中？王陽明的思想有個變化過程。他開始是相信朱熹理體學的。當時要考舉人、考進士，必須讀四書五經，同時以朱熹的注解作為考試的標準答案。所以他相信朱熹的“格物窮理”，就是要從外物當中格致出“理”來。有一天，王陽明有個姓錢的朋友說，我們“格”物，然后體認物當中的“理”，于是坐在王陽明父親的官邸里，去格竹子的“理”。姓錢的朋友在竹子前冥思苦想，竹子里頭的“理”在哪里？結果坐了三天，病倒了。王陽明一看，認為姓錢的朋友功底不夠。于是他坐在竹子前面，冥思苦想竹中的“理”，經七天七夜，結果也病倒了。他從親身實踐中體會到，從外在客觀事物中尋找“理”，是格不出來的。這對他是很大的打擊。這時他看過很多書，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都看，企圖從中找到格竹之“理”失敗的原因，試圖解決為什么物當中格不出理來這個困惑。

后來王陽明被發配到貴州深山老林，就是貴州龍場驛。深山老林里有瘴氣，環境很惡劣。王陽明得自己種菜、砍柴、做飯，非常狼狽。這時候，他覺得“理”在外面格不出來，如果“理”客觀存在，就不應是這樣。“理”，起碼應該講道理，按照理來辦事情。有一天，他終于內悟到格物致知這個思想的內涵，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認識途徑，肯定“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為圣人之道。“理”也在我心當中，從而逐漸構成心學思想，并在貴州龍崗書院講學授徒。后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請王陽明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授徒。在這一過程中，王陽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認為不要到外面去追求“理”，不要從客觀事物中求“理”，“理”就在我心中，我心就是“理”。這其實也是繼承了陸九淵的思想。陸九淵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天地就在我心當中。盡管陸九淵的思想遭到朱熹的批判。朱熹的思想在明代已經成為士子們獵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它本身已經僵化、沒有生氣了。當時王陽明的大弟子錢緒山等人去考試，按照王陽明的思想來答卷，結果一個也沒有被錄取。王陽明聽后哈哈大笑，認為這是好事，全國的舉人都來考進士，王陽明的學術在全國士子當中就可以得到傳播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王陽明的思想是一種胸襟廣闊、看到了將來事業發展前景的思想。

后來，王陽明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認為良知是心的本體，是天理的昭明靈覺。靈明能同萬物相通。所以王陽明在《大學問》中說：“夫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中國就像一個人一樣，天地萬物就在我的心中。他說，我們看到有孩子往井里爬，會去救孩子，因為我們有惻隱之心。這一惻隱之心不是說要討好他的父母，也不是為了取得我的名譽，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是同這個孩子連在一起的。王陽明說，你看到鳥獸被傷害，瓦礫草木遭破壞，也會產生一種憐憫不忍之心，這種心同瓦礫、草木、禽獸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中國的思想超越了一切外在限制，達到了心的本體。這個“心”，不僅能夠生天生地，而且也是社會倫理道德，同萬物是相通的。

王陽明把“理”納入心中，“理也者，心之條理也”。在他看來，“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良知便是義、禮、智、信的倫理道德。心外無理，亦心外無物，“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進而他提出了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思想體現出從“心即理”到“良知”的發展過程。良知也是一種體驗。他曾經有一句話：“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破心中賊”應以良知來破。當時有學生問王陽明，我們到山上去，山上的花自開自落，同我們的心有什么關系？王陽明說，當你還沒有看到花的時候，你心里是寂靜的；當你看到花的時候，花就呈現出來了，所以花就在你心中。過去我們一般認為這種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其實王陽明在這里并沒有否定花的存在，只是說它還沒有呈現出來而已。從這個意義上看，“心即理”同西方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不一樣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著名哲學家 張立文）